Thursday, May 16, 2019

新舊大馬之別在於制度改革

有人問我,在人權課題上會給希盟打幾分?我說,幾乎交白卷無政績可言,又怎可能及格?希盟又是否比國陣進步?我認為沒有必要比較,只不過五十步笑百步,反正都不及格,何必在乎誰比誰好?最重要的是,希盟接下來四年要留下什麼政治遺產,是否有決心落實制度改革?烈火莫熄洗禮後,國人要看到政府有誠意、擔當去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才會合理通融,等待政府落實計劃,把問題處理好(do the thing right)。一個國家不會因為換了不同政權做政府就變「新」,真正能區別新與舊馬來西亞的,是徹底的制度改革,確保舊體制惡習不再回來。

【文/林志翰】
希盟執政滿一週年,民望從高走低是預料中事。國人對政策偏差不滿已久,告別貪腐濫權、種族主義充斥時代後,自然期盼甚殷。民主和改革不可以僅是口號,既然換了政府,選民無不期望新政府展現體制改革的政治決心,糾正制度,修廢惡法。總之,就是要看到希盟實質上與國陣不一樣。那些曾經歷街頭、議會的抗爭者,更告誡以往的同道進入體制後毋忘初衷。
美國學者詹姆士•費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說過:「政客關心的總是下一屆選舉,政治家在乎的則是下一代」。過去一年每每提及體制改革、糾正族群差異政策時,希盟要員總是顧忌種族、宗教右派勢力,最後索性不再提或U轉自保。問題是,執政的最大兩黨:人民公正黨和民主行動黨是多元種族且改革鬥爭較鮮明的政黨,下屆征戰若要師出有名,就得在這五年交出成績,否則難保支持基礎會動搖。如今施政方向看似被馬哈迪及其右翼的土著團人士主導,一年來雜亂無方向,有些言行甚至違反競選宣言。
一年,代表五分之一或20%的任期已過去了,希盟政府真的有意落實競選宣言嗎?馬哈迪早前以「競選宣言不是聖經」輕易打發,候任首相安華和土團黨最高理事旺賽夫(Wan Saiful Wan Jan)更指制度改革是城市精英關心的。鄉區發展與貧富懸殊固然重要,但不代表不可與制度改革並行。再說當初打著烈火莫熄旗號的改革者,未必都是城市精英。要求擺正制度,避免國家資源被濫用、政治人物自肥不受監督,難道不是為了人民福祉?
國內公民組織反貪污與朋黨主義中心(Center to Combat Corruption & Cronyism,C4)日前不滿新政府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國際人權組織Article 19、Civicus更直言政府首年改革議程不及格,非但未廢除惡法,反而用來對付國民。希盟競選宣言裡有關「廢除惡法」的第27項承諾,說明將廢除五項法令:《1948年煽動法令》、《1959年防範罪案法令》(POCA)、 《1971年大專法令》、《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2016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法令》;承諾修改和撤除不合理條款的也有五項:《1997年刑事法典》(有關和平集會與傷害民主活動)、《1998年通信和多媒體法令》、《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 (SOSMA)、《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2015年防範恐怖主義法案》(POTA)。
以上列舉的十項法令,究竟決定廢除或修改?反之,希盟政府已援引惡法《煽動法令》十五次、《通信和多媒體法令》二十次調查異議份子。連人民之聲(Suaram)向國會呈交備忘錄後,也被警方援引《和平集會法令》問話。這些舉動似乎與國陣時代沒有什麼不同。如今已確定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法令》略修後保留,內政部宣稱其餘六項惡法尚待研究,並未透露到底廢除或修改。至於具體修改內容亦缺乏公共諮詢,公民組織無從監督最後出爐的內容是否符合期待。獨立警察投訴與行為不檢委員會(IPCMC)從首相阿都拉時代至今仍未有最後定案,這也是希盟宣言的第20項承諾。值得一提的是,由各界貢獻改革建議而匯成的「資政理事會」(Council of Eminent Persons,CEP,上圖)百日報告竟遭《官方機密法令》保密,令人難以理解。
宣言也矢志要讓人權委員會(Suhakam)成為信譽良好的機構。然而,人權委員會總結許景城牧師失蹤案聽證會,指警察政治部涉及其中,馬哈迪卻懷疑他們的專業,斥為謠言。該會主席拉扎里(Razali Ismail)大約十天後就辭職,不免讓人浮想聯翩。希盟宣言第26項確保我國人權紀錄 「備受尊重」,卻害怕右派大力反彈流失選票,一個月內撤消簽署《國際政治和公民權利公約》(ICCPR)、《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等六項人權國際公約的決定,錯過了明確表達政治原則和意願的第一步,用以擺脫專制威權政體以及種族主義的舊馬來西亞。
有人問我,在人權課題上會給希盟打幾分?我說,幾乎交白卷無政績可言,又怎可能及格?再問希盟是否比國陣進步?我認為沒有必要比較,只不過五十步笑百步,反正都不及格,何必在乎誰比誰好?最重要的是,希盟接下來四年要留下什麼政治遺產,是否有決心落實制度改革?烈火莫熄洗禮後,國人要看到政府有誠意、擔當去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才會合理通融,等待政府落實計劃,把問題處理好(do the thing right)。
接下來的制度改革進程如何?我個人較為悲觀。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區副主任菲爾•羅伯森(Phil Robertson)近期說:「大部分政府執政第一年就會作出改革,因為這正好延續選後的政治動力,符合人民求變期待」,我認為這說法有行為科學的根據。無論個人或組織,行為一般傾向 「現狀偏差」(present bias)和「抗拒損失」(loss aversion)。前者會把現況當下的考量放到最大,後者則儘量避免損失,不敢進取面對風險。如果執政首年已難招架右翼施壓,到了第四、五年甚至下次選舉時,希盟還會有更大的勇氣面對政治風險嗎?我真的不期望結果如此,唯有呼籲若要改革,就得雷厲風行趁現在!
一個國家不會因為換了不同政權做政府就變「新」,真正能區別新與舊馬來西亞的,是徹底的制度改革,確保舊體制惡習不再回來。

Wednesday, May 08, 2019

希盟衛生政策一年回顧


希盟聯邦政府即將執政一週年,從街坊、講堂、記者會到電視台,眾人議論紛紛及回顧希盟一年來在各方面的執政表現,以及檢視哪項競選承諾已被實現與否。筆者本身是醫療衛生政策研究員,自然而然也被媒體詢問相關的問題。
希盟政府底下多個部門的表現各異或參差不齊,可從多個角度探討,其中的因素包括:部長與副部長的領導能力與素質、他們的政治改革意願、和部門官僚的專業配合等。內閣對部門重要決定的處理,特別是當內閣鬧意見分歧的時候,對部長的威信考驗大,因為部長屬意的政策或可能面對割捨、擱置或替換。
預算不達目標
衛生部,既使在過去國陣執政時期,一直都是專業表現比較特出和組織架構較佳的部門。衛生局主要是由一群有專業能力且有經驗的公務員官僚撐起,在某個程度上引領方向。這並不意味著衛生部的運作沒問題。過去衛生部在最高決策方面常被政治因素捆綁著,缺乏意願去改革一個逐漸面臨營運與發展千瘡百孔的公共衛生醫療制度。
政權易手之後,部長祖基菲里阿末與副部長李文材走馬上任就承載著民眾的高度期盼。顯而易見,衛生籌資(Health financing)是其中一個重大課題。打從一開始,衛生部長揚言將守住希盟競選宣言的承諾,將爭取政府的衛生預算,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遺憾的是,去年提呈的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已提早違諾,衛生部的預算僅獲大約2.3%國內生產總值,季度性地調整增加了20億令吉的預算而已。
衛生部長甚至曾提議成立一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來為衛生部開源增加收入,但這個非常具有爭議的提議到了今年二月衛生部才宣佈放棄這點子。這未嘗不是好事,筆者認為衛生部的責任本來就不是為了「做生意」。
由於財務預算的重大限制,促成各地醫療設施的保養和醫藥供應捉襟見肘的現象長期出現。不久前,有位年輕醫生終於忍不住通過社交媒體發文描述和投訴其服務位於沙巴首府亞庇的公共診所。該處因長期缺經費,導致設施長期失修及沒錢付清潔打理費的窘境。隨後很多醫生同道也撐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明這個例子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其實全國各地有很多診所和醫院每天都面對類似的挑戰。
有鑒於此,衛生部或明白,如果放任醫療護理需求和疾病負擔持續增加,就意味著未來將須注資更多來應付。這正是目前衛生部的困境和軟肋。因此,衛生部一再強調兩個政策重點:增強初級醫療護理,以及應付日益嚴重的非傳染性疾病公共衛生問題。
 為了讓鄉區人民更方便使用公共醫療服務,衛生部已改裝前稱「一馬診所」(Klinik 1Malaysia)的設施,大部分已提升至鄉區診所(Klinik Desa)和公共診所(Klinik Kesihatan),並派遣醫生進駐診所。過去「一馬診所」因沒有醫生執勤而備受詬病。衛生部也推介「醫院集群」(Cluster hospital)概念,把專科醫生帶到鄉區地方醫院服務,以減少市區醫院的擁擠現象,同時給鄉區人民便利。
關注健康新政策
為了應付日漸棘手的公共衛生問題,新政府從今年7月起將向含糖量高的飲料製成品徵稅,一方面可提高稅收,另一方面則希望飲料製造商和民眾會改變目前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從中減輕人民肥胖或超重的健康問題。另外,今年衛生部將獲一億令吉撥款落實PeKa B40健康關懷計劃,為家庭收入最底層40%及50歲以上的國民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並且提供輔助金給需要購買醫藥器材和繳付交通費遠道來看病的B40人民。
抽煙行為會增加公共醫療需求和負擔已不在話下。相信更多人會記得和關注衛生部的禁煙措施,它規定煙客在飲食餐廳距離三公尺範圍內不得抽煙。雖說這不等於全面禁煙,相信這將有助於其他非煙民食客避免受到二手煙禍害健康。可喜的是,政府為了堅持做對的事,即使面對煙民反對、嘲笑或威脅,也面不改色不為所動。
儘管MySalam醫療保健保險計劃是財政部所推動的,公眾普遍的印象仍是衛生部的倡議。該計劃備受公眾批評,正因總值20億令吉基金交由大東方伊斯蘭教保險有限公司管理,讓人懷疑這計劃是否惠及該公司集團和存在利益衝突。有人也批判說該計劃為B40病人提供的好處十分有限、沒太大意義。一些排除性標準(Exclusion criteria)相信將把為數不少的B40病人排除在索償受惠之外,但恰恰正是他們最需要財務援助的時候。
聆聽和行動
雖然醫院實習生長時間操勞工作已不是新聞,衛生部長仍親身去接觸和聆聽他們的故事,並展示政治決心改變現狀。譬如,衛生部將每週的工作小時從65-75小時調整減至60-62小時,並制度化每日的執勤時間表。同時,衛生部為了縮短實習生等待被招錄的時期,而推行了「高表現實習計劃」,將訓練期從兩年減至18個月。
儘管投資全面提升全國145間醫院和1700間診所的資訊系統至電子病歷須耗費相當大的發展開銷,但是衛生部長有政治決心要在三至五年內落實。這個決定可謂相當有遠見,相信有助於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同時改善醫療管理和規劃。
縱上所述,筆者個人對希盟政府衛生部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因為大致上他們的方向是正確的。希盟競選宣言對衛生醫療政策著墨不多,有提到的承諾大多數已經以某個形式落實,最大的敗筆還是衛生部的財政預算。未來最大的挑戰和隱憂是如何設計和確保有個可持續性的國家衛生籌資政策來維持和改善現有的公共醫療服務,同時應付日漸趨高的非傳染性疾病的患病率。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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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07, 2019

Understanding about National Debt


A journalist asked me if i could respond to this speech from PM Dr M. He asked 'Is the PM's target realistic and is the national debt really that big of a problem?'
I am always serious to journalist's question put forward to me. Here is my reply:
First, the public ha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so-called national deb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Outlook published by M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ebt is estimated to reach RM725.2 billion or 50.7% GDP, where 97% are domestic debt. What are the components? Treasury bills, Malaysian Government Investment Issues (MGII), Malaysian Government Securities (MGS) and Government Housing Sukuk. MGII and MGS ar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sources, took 95% of all domestic debts. These are the capitals that the government raised for public spending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stors are for the returns.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that they have a duty to repay on time the interest accrued due to thes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make sure their fiscal policy is sound and prudent, do not continue raising capitals unsustainably and go waste or splurge, then the fiscal position is under control. No one is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mmediately repay the whole debt, instead we should ask the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what does he actually mean by 'recover from past administrative,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ree years'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ttle out debts'? To what extend? What is the target or measurement yardstick? The debt sum that he quoted 'RM 1 trillion', I presume that he has actually included the contingent liabilities especially the loan guarantees to GLCs and Statutory Bodies (RM179 bil and RM60 bil, respectively in 2017).
Second,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advanced economies) do have a norm to have consistent budget deficit and reasonable high debt. For example Singapore has 112.2% government debt to GDP ratio, it is not the measure or reflection of fiscal health. The PH government's priority should be ensuring the public spending and investment are adequate to address the current needs of people, and future.
Third, cutting down the expenditure, especially the mega projects, is the obvious way to go,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o consider the options carefully. Most mega projects ar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y are normally borne by GLCs. For example, the MRT projects are developed by MRT corp; LRT projects are by Prasarana , both are GLCs under MOF. Cutting cost, if it is by cutting corner (ie. compromising the quality of delivery and user friendliness), this will not bring returns to the companies. One should not think negatively about the capital raised (ie. debt) to fund these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ecause when they are done properly, they will be 'assets' in the company books, many are often conveniently overlooking this fact. Even in the context of cost-cutt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make sure by the time when the projects are completed, this brings maximum values to the public. If the public and communities are not utilising the infrastructure, it will be even bigger losses suffered by the GLCs (and the government) when oper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assets and services. A cantonese idiom often reminds us not to, 'just because you wanna gain a candy, you burn down the whole factory' (“给你一粒糖,烧掉整间厂”)

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记得某天下班,我在檳州中央医院大走廊恰好碰到一位坐医院免费提供的轮椅、行走不便的印度老兄正向路过的每一位乞討买麵包。我好奇,於是与他交谈瞭解情况。
他直言,不喜欢低声乞討,但他当时依赖每月微不足道的150令吉残障人士失业福利津贴,难以温饱过活。他告诉我,若他找到工作,他的残障援助津贴才会提升双倍至300令吉。

我心想,这样的福利政策设计就是为了鼓励他去找工啊。我反问他是否有去积极找工,他委屈道出他被上份工作辞退后,一直还没找到工作,才陷入財务困境。

残障人士受职场歧视

他之前从事一些手工艺品工作,尝试去应徵不少的工作单位,有的看到他就直接说公司刚好不需要请人;有些告诉他由於工作场所环境设计无法兼顾他的需求所以只好推拒;有些则叫他慢慢等消息,往往最后无下文了。

他在檳城无依无靠,仅有叔叔留下给他的一间小房。他要我帮忙介绍工作,我义不容辞答应了,还买麵包给他。他吩咐,他有手机號码但已没预付额,若哪个工作单位有兴趣聘请,务必请他们直接拨电。

隔天我找上了一家附近小有名气的残障关怀中心。他们听到了我的描述,就接手这个案例。过了一段日子,我想起他,拨电询问该中心是否已僱用他,可惜他们说他先答应却又缺席无回应。我也没再见到他了。

上个月我在群议社和共思社联办的《我是布莱克》(I,Daniel Blake)电影分享会里就感慨地道出了这段往事,正好这部电影触及的主题是英国官僚体制下冰冷无情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城市社会底下阶层的日常贫穷挣扎。

就如我国政府的福利政策原本存有善意鼓励残障人士就业,却往往忽略了残障人士的最大挑战就是职场歧视,最后迫使他人陷入贫困而乞討。那不是违背了福利政策设计的初衷吗?

电影里的布莱克是一名优秀的老木匠。失去老伴的他不幸遇到了心臟病被医疗团队奉劝留在家待康復。没有工作收入的他申请失业支援津贴,当局却因与他心臟病无关的体能检验项目表现「及格」而断然拒绝批准津贴。

同时,明知布莱克因养病仍不可工作,当局依然劝告布莱克申请求职者津贴。布莱克因需收入维持家用,不得不吃下官僚制度的苦头。为了质问当局的来函决定,他打电话等了接近1.5小时才接通到电话服务员,却被告知要等待该局人员的正式电话通知才可上诉;要上诉和申请另一个津贴,表格还得要从网站下载和处理,而他完全是个电脑文盲;不能工作还得去上覆歷指导班、到处投书寻找工作来证明自己「正求职」。这些制度的生硬设计若不是为了刁难和麻烦弱势群体,就是要忽悠和羞辱他们。

我相信类似布莱克的遭遇同样也在我国上演,我在檳城遇到欲求职不得的残障人士就是冰山一角受害例子。或许读者想知道,我国的福利制度如何运作和出现了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我国联邦宪法第九附表就列明瞭社会福利乃是联邦与州政府共同的责任权限,出现在共治列表(List III Concurrent List)的第一条文。该条文也阐述对妇女、孩童与青年的保护。自从2004年,社会福利局就隶属在联邦的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州政府则部署成立本身的社会福利州级部门以及县级福利办事处。

据报道,联邦政府在2013-2017年五年內发放了411亿令吉的福利津贴。其中最大笔的福利津贴项目就是人民生活援助金(Bantuan Sara Hidup,前称为BR1M),估计在今年会发放50亿令吉给超过400万户人家。而主要通过社会福利部发放给具体的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小孩和残障人士的援助金,2017年的发放总额是15.1亿令吉,大约51万人或1.6%总人口因此受惠。

政府投资资源不足

学术界的一般共识认为社会福利本身就是政治產物,一旦政治人物承诺的福利政策落实后,通常比较难收回或废除,否则要面对民意反弹。一些社会福利政策或沦为政客捞取政治成本的民粹伎俩。其中可判断的方式就是观察哪些政客的脸孔或名字出现在福利金派发活动仪式,那是政客企图建立受惠群与「施主」的知恩图报关係。

另一边厢,远在布城的联邦官僚认为人民对政府的社会福利依赖是坏事,故此常强调社区的共同责任,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应投入资源和时间进行支援工作,政府是最后的靠山。可是,投入社会服务的民间团体则喊不公,认为他们正做著政府本来应承担的服务责任,但却没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奖掖。

2016年的內陆税收局数据显示,大约7千个註册的福利团体当中,仅有3.6%或254个组织透过社会福利局得到政府的补贴。

不应停留在现金补给

此外,政府的设施和其容纳空间与民间团体的实力比较明显悬殊。比方说,2017年政府在全国仅有13间孩童(或孤儿)庇护所,能容纳最多1500人,但全国各州属不一定都有。而在2015年非政府组织就有927间,可容纳至2万8千人的孩童避风港。若不计算卫生医疗福利,联邦政府每年投资在社会福利的数额少於国內总產值的1%,距离国际劳工组织所建议的6%差別大。

有时,地方特殊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福利需求,更显得联邦政府官员山高皇帝远,埋下了伏笔製造各级政府和官僚的相互指责、內斗纷爭。更重要的是,往往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瞭解仅停留在现金补给(cash handouts),而社会弱势群体有时真正需要的是实际具体的社会服务,比如说丧偶无儿的老人需要有专人看管协助。

金钱不能满足一切的需要,但由於福利津贴现金发放的方式较为普遍熟悉,管道已有,较易在短期內落实见效,政治决策人因此欢喜採纳。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和实际运作得改革——包括中央权力下放——以便能让真正需要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从中受惠和受到保护。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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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18, 2019

Why are medicine prices so high?



Two weeks ago, the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EPF) published “Belanjawanku” (My Budget), an expenditure guide for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living in the Klang Valley. It has generated some debate amongst the Malaysian public, with most doubtful of the fact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 single youth to rent a room for only RM300 in the area. There was, however, no real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RM30 budgeted for healthcare. Leaving aside those who have either purchase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or have health issues, respondents must be feeling very healthy and optimistic, and consequently likely did not think of allocating much of a health budget. RM30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to secure any private insurance plan.

Granted, treatment for minor illnesses would likely be affordable under such a budget. This isn’t the case for more serious ailments, however. The 2019 Global Medical Trend Rates Report published by Aon,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nsultant firm, forecasts net growth of 13.6% in Malaysia’s medical inflation rates for current year – almost 5.7 times the forecast for inflation in general (Figure 1). The 2017 Malaysia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expenditure on medical goods already comprised 8%, or RM4.55 billion, of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This is a conservative calculation, one which does not include similar expenditures for inpatients.


Source: “2019 Global Medical Trend Rates Report”, A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2017 provided approximately RM2.4 billion for the procurement of medical drugs. This took up 10% of the total MOH budget in 2017. This expenditure item saw an increase of 13% relative to the preceding year, but medical supply shortages remain a problem in some public clinics and government hospitals - especially during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implies that the demand for public medical supplies still exceeds supply.

Unlike ordinary commodities, such as soft drinks where consumers are spoilt with choices and could have always opt out from purchasing such products, the purchase of medicine is entirely differen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patients are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seek treatment, particularly if their illness demands immediate attention. There are no alternative products to very specific drugs, especially when originator drugs are still under the patent protection period. This further limits the choices of patient seeking alternative medicine. What really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the phenomen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in medicine, where the judgments and drug prescription decisions of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dictate or limit the choices a patient faces.

Some are led to believe that originator drugs must be more superior than generics in terms of quality, efficacy and safety, and are therefore willing to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for the originator even if they were told about the existence of its generic counterpart. In Malaysia, after the successful registration of a drug patent, a product will usually enjoy a period of 20 years of market exclusivity. When the originator drug is still un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t may be the market’s only option for a particular disease, and this is when the price a drug can fetch is usually at its peak. Originator drug manufacturers normally consider the cost of drug production – including investment in R&D – and operating costs (including marketing), stakeholders’ interests, as well as consumers’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buy the drug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before they set the final price tag for their product.

The reality is that generic drugs have the same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dosage, administration route and functional effectiveness as originator drugs. It is only when the patent for the originator drug has expired that generic drugs are approved to be sold in the market.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sale price of generic drug is gener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tor, even if the latter would later adjust their price to compete with the generic alternative.

According to the Medicine Prices Monitoring 2017 report, the final retail prices for generics are on average 3 times cheaper than originators. Consequently, price-sensitive consumers typically choose generics. In 2017, the average availability of generics in the public sector was 74.8% compared to originators (19.4%) (Figure 2).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medicine policy which encourages the use of generic medicines. However,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 tendency to use originators more often, with an average availability of 52.2%. 



Source: Medicine Prices Monitoring 2017, Ministry of Health 

In neighbouring Philippines,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must provide at least two generics (if they do exist) to accompany a prescription of an originator drug. This approach expands the availability of drug choices for patients.
In a normal medicine supply chain, drugs are produced by the manufacturer, ordered and shipped by importers, before changing hands to wholesalers or distributors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delivery of the products to the retailers (hospitals, clinics and pharmacies). Finally, they will reach the hands of patients or consumers. Due to the many levels of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drug prices are inadvertently marked up at every level.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eschews the final retail-level mark-up, as our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is tasked with providing medicine to the needy at almost zero cost.
Malaysia has a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produces almost entirely generic drugs, with sales revenue amounting to only a quarter of the total revenu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2014-2015. Some 61 percent of drugs (of equivalent revenue value) are imported, and amongst those, 87 percent of revenues were in the hands of local proxy companies for the big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top five companies take 47 percent of total medicinal imports, and importantly, these big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parent companies get to decide the drug prices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y normally sell originator drugs.
Although local importers and sales proxies representing the top five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id not have a big net profit margin (in between 1.6 and 3.4 percent), the average net profit margin for their parental companies is 26.2 percent - about 10 times that of their local importers! This market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the drug price-setting practice and global sales has laid golden eggs for Big Pharma companies, and left a bitter taste for patients and governments who have to make these purchases. Critics often point out that the market behaviour of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medical inflation.
Distributors only work for the clients, provide logistics, and storage and services support, but do not own any stock of medicine. This is so they would not have influence over market pricing. A market review report shows that the mark up by wholesalers or distributors was marginal, at 2-3%. However, when the products reached the retailers – such a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harmacies – the mark-up i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Medicine Prices Monitoring 2017 report, the median mark-up for originators’ and lowest-priced generics’ retail price in private hospitals was 51% and 167%, respectively, whereas in pharmacies these figures were lower, at 22.4% and 94.7% (Figure 3). This shows that the mark-up range can be exceedingly large; in some extreme cases, in private hospitals these could even spike up to 117.4% and 900%! Due to the lower production or import cost of generic drugs, this in turn allows private hospitals, clinics and pharmacies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mark up the final retail price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prices across the board, but greater profits.


Those in the sector often claim that price setting operations for medical products are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free market, or in other words, that mark-up behaviour is totally within legal boundaries, although it is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unethical. Particularly when the prices for prescription or controlled medicines are hardly transparent, it is difficult for consumers to clearly compare prices and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In fact, the free market dogma entails that prices be made transparent so that market could be made more efficient, with consumers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However, the situation we have now often ‘encourages’ retailers to raise their prices arbitrarily while patients or consumers are not properly informed. Patients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s often find that medicinal purchases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expenditure item in medical bill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ark-ups set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undeniably add to patients’ financial burdens.

Two months ago, I participated a conference on rising medical costs.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articipating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local private hospitals, as well as chain pharmacies all claimed that their profits are entirely justifiable because margins are reasonably low. A representative of a local chain pharmacy even commented to the audience that the large volume of medical products they sold were only of such a small profit to them that they have to diversify and rely on selling ice cream to subsist! This claim blatantly contradicts what data indicates.

Dealing with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rising drug cos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has mooted the introduction of a mechanism to control medicine prices. This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if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proposal. Besides this, the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under the MOH is making efforts to increasing the transparency of medicine prices. Therefore, since 2015 a Consumer Price Guide has been uploaded on their website to enable people to make price comparisons. In the name of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I hope the private sector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display all retail medicine prices to allow the public to make informed judgments. After all, for a laissez-faire market to work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here should be a free flow of pricing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to make the most economical decisions.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here at Malaysiakini, Opinion, March 17, 2019


Sunday, March 10, 2019

为何药价会高?




不久前,公积金局公佈了一项巴生谷个人与家庭开销预算指南,引起了全城热门討论。其中最多人关注的是,如何让单身的年轻人每月只用300令吉来找房子住。较少人討论看似不太合理的是30令吉的健康预算。除了那些平时就有购买私人健保配套的消费者,不然就是有健康问题在身而购买药物或保健品的人士,笔者揣测大部分健康正常的受访者並不怎么会有健康预算,再况且30令吉也没法买到私人健保。
一旦生病起来,一般人小病还好可负担,大病就不得了。国际专业咨询服务公司AON的2019年《全球医疗趋势率》报告就估算今年我国的医疗通膨率可达13.6%净成长,差不多是一般通膨率的5.6倍!2017年的国家卫生账户(Malaysia National Health Accounts)报告指出,单单是医药开销就佔了卫生领域总消费的大约8%或45亿令吉,而且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未包括入院病人的医药开销。
对药物认知不对称
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就在同年消费了大约24亿令吉添购医药,或10%卫生部的整体预算。这笔开销相比起2016年虽已增加了13%,但民眾仍对公共诊所和政府医院的医药短缺现象常有听闻,这表示公共医药仍「求大于供」。
一般人得病就要医,购买药物不似购买汽水般可有眾多不同选择,或甚至决定不买。通常针对性的医药没有替代產品,特別是该原厂医药仍处于专利保护期。与日常货品不同,医生和药剂师,以及一般民眾对医药產品资讯的认知不对称,他们为病人配药的判断和决定往往就左右或限制了民眾可作出的选择。
不少民眾对医药存有误解或偏见,迷信认为原厂药一定比仿製药品质更好、更有效及更安全。在我国,一般医药专利成功註册后便可享有长达20年的市场独佔期。当原厂药仍处在知识產权保护期,它或许就是当时市场上针对某个特定的疾病症状唯一药品或「救命仙丹」,价格通常能达最高。药厂一般会胥视药物生產和公司营运成本、利益相关者盈利,再加上该国市场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而制定药价。
一般使用仿製药
仿製药事实上是有效药剂成份、剂量、服用方式和功能成效一样的药物,通常是在原厂药的专利失效后才被批准打入市场。仿製药的生產成本和售价肯定比原厂药显著低很多(虽然后者也会调整价格来竞爭)。所以,一旦有选择,精明的消费者应要选择价格最低廉的药品。我国政府公共医疗系统下的药库,2017年一共有大约四分之三的药物是仿製药,反观私人医疗界倾向使用原厂药(佔药库的52%)。卫生部的2017年《药品价格调查》报告结果显示私人医疗的药品售价,仿製药要比原厂药平均便宜接近3倍!
在菲律宾,该国法律强制医生和药剂师必须为病人提供至少两种仿製药的额外选择(若有相关药品的存在),这措施间接把財务负担考量和斟酌选择权交回给病人。
药物其实从生產商,到进口商,再转手到批发商负责分销至医疗中心和药房,最后才卖给病人或消费者。药价因供应链物流转手而在每一层被抬价;公共医疗系统则省免了最后一层的涨价,因为政府几乎免费为人民提供药物。
我国有製药业,生產的都是仿製药,其销售收入额仅佔我国製药业的四分之一。61%(等值)的药物都是进口货,其中87%的销售收入由外国製药公司授权的本地代理所囊括(其中最大的5家公司就已佔据接近进口市场的47%)。这也意味著首先决定药价的是海外的製药公司,他们通常卖的是原厂药。
儘管五大国际药厂的本地进口和销售代理的生意赚幅不大(净利介于1.6至3.4%),可是母公司的净利平均是26.2%,大约10倍赚幅之多!可见药价制定和销售量为国际药厂下金蛋,苦的是买单的病人和政府。前者的市场行为往往牵动著全球的医疗费通胀,令人詬病。
零售抬价病人负担重
批发分销商仅为客户提供后勤、存货及支援服务,並没有实际拥有医药囤货支配市场能力,因此间中的抬价涨幅仅为2-3%。但货物到了最后的医疗中心和药房等零售商,抬价幅度又不同了。
根据以上所述的2017年《药》报告,我国私人医院的原厂药和最低价仿製药的零售中位抬价分別是51%和167%;而药行零售中位抬价分別为22.4%及94.7%。零售商的抬价赚幅范围其实非常大,有些私人医院的极端案例甚至可达117.4%和900%!由于仿製药的生產或进口原价价位低,这反而提供私人医院、诊所和药房空间和机会拉高零售价,尝试「厚」利多销。
目前私人医疗业与药剂业为药物定价乃是自由市场运作,意味著他们的抬价行为不算犯法,儘管可能不道德。处方药或控制药品的价格尤其不透明化,所以消费者要货比三家也困难,这往往更纵容零售商肆意抬价。病人接受医疗服务,通常账单里最显著的开销项目就是医药购买,医院诊所的抬价幅度无可否认將加重人民的负担。
卫部努力控制药价
两个月前,笔者出席一场攸关医疗费用上涨的研討会,见识到赴会的国际药厂、本地私人医院和连锁药房代表各自申诉他们的赚幅没有很大,反而自圆其说称很合理。一位连锁药房的代表甚至表示他们都尝试「薄利多销」,更多要靠卖杂货维持生意。这些说法与笔者的认知有出入。
针对以上所述的种种让药价高涨的原因和弊病,卫生部有意要探討落实控制药价的措施。笔者虽然乐见其成但也瞭解到其复杂困难度。此外,卫生部底下的药剂服务支部也欲为药品价格透明化付出努力,从2015年起就在网站架设了一个消费者价格指南(Consumer Price Guide)以方便人民作比较。笔者更期望私人界的所有药品零售价必须要公开展示给民眾检验和比较,以示公平和透明。要有自由市场,消费者的资讯也得要有自由。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9年3月10日
(此po文修改了一些文字,编辑版本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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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10, 2019

「传宗接代」背后思考


新春佳节遇到亲朋戚友,相信他们对你的好奇和关注的议题通常围绕在那几样一般见识和预料的事。我也不例外,但今年我遇到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有位至今仍单身的好友问我这个已当爸的:「为什么要有孩子?」。看似简单的问题,以我目前的身份情况本应要有个完整的答案——我尝试当场回答却不太满意我的答案。
回到最根本,我与伴侣喜欢小孩纯粹一起「想要」,討论的是「要多少个」,而从没想过「为何不要」。我也不曾问过我父母为何他们要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前阵子就发生了一个趣闻,有位来自印度孟买的年轻人扬言要起诉父母「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生出来。
传宗接代是答案?
「为什么要有孩子?」值得深思,因为世上有不少父母因「意外」而诞生小孩。有些因此奉子成婚,有些则成为单亲。后者未必比前者的情况更糟糕,关键在于前者的婚姻生活是否美满。更常见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已婚伴侣未作好准备为人父母,就为了符合家庭期望和/或屈服社会压力(包括每年新年会遇到三姑六婆的「拷问」)「传宗接代」去了。
或许在传统家庭文化下的熏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要这样做才正確」。其实,我认识的同辈朋友当中,也有一些开始质问这个传统的观念。他们想过了,决定不要有小孩。我一点都不会用道德批判这些朋友,反而会接受和尊重他们的决定,只要他们已理智地经过深思熟虑。
先从「不要有小孩」这个立场角度分析为何这不是个坏事。有些人已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小孩,特別没耐心和爱心长时间照顾他们。一旦当上父母,就是一辈子(或至少到孩子成年前)的养育责任,这不是能中断、反悔或逆转的结果。如果已知不会对孩子友善、不准备花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们美好童年和塑造他们的人格思想,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生小孩。与其孩子来到世上对双方都是伤害或是不快乐的泉源,就乾脆不要。
有时我想,那些虐待、忽略或遗弃孩子的父母,是不是在以上所述的思想状態下错误地把孩子带来世间受苦?
  不要小孩的现实理由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要有小孩是因为经济考量。他们认为养育小孩花费庞大,在薪水近乎停滯、增长赶不上生活费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真的「很贵,养不起」。我承认小孩赡养费不小,但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和其他长辈)在財务状况比目前的这些人还更糟糕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决定要生下小孩。一来可能是现实的他们寧愿把钱留给自己也不愿意「投资」或花费在小孩身上,又或者他们真的觉得无法在財务上给孩子一个「有素质、有保障」的生活。
华裔生育率最低
那么,如果自己已过了「不要小孩」那关,是否就等同于知道为何要生孩子?传宗接代或许是传统观念,但无可否认很多人仍持有该观念,认为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道路、必执行的神圣任务。
虽说如此,但我国统计局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数据显示,15至49岁之间的妇女生育率已从1970年的4.9婴孩跌到2017年的1.9婴孩。自从2013,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一直处于2.1以下,换言之就是无法达到人口更替水平標准。华裔妇女的生育率仅1.2,为三大种族中最低(巫裔:2.5,印裔:1.3)。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多少对已婚华裔伴侣没小孩,相信生育率低除了是现代男女不育问题、太迟婚或不婚、因各种原因停留在只生育1-2个小孩,还有不育主义的男男女女(包括同性恋)。
对城市华裔新家庭来说,纯粹靠减税优惠和特別拨款育儿奖掖政策,任凭华裔政治或乡团领袖在报章媒体或活动上高呼「华裔要多生育(保住华裔权益)」,应该都难以激起任何鼓舞作用。
男女在社会上扮演的传统角色一日不转型往男女平权分担家事,上班女性就越感到育儿吃力不討好。然而政府在发展(公共)托儿所政策上后知后觉,至今大部分私人企业直接忽视职业女性的需要,造成既使有心要生育到「子孙满堂」的伴侣也败在现实中的挑战和不利环境。
新手父母应上产前辅导课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去年11月倡议非穆斯林伴侣欲结婚需强制上婚前辅导课,这是对应离婚率上升的政策建议。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是產前辅导课,因为我发觉越来越多已婚伴侣,不懂得也不在乎事先瞭解做爸妈的育儿技术和知识,甚至出现观念贫乏或错误。
没认真准备育儿的后果导致后来他们易患上「人云亦云」毛病,在育儿事务上失去了判断能力和执行力。不少现代父母甚至把亲生子女直接托付交给本身的父母照顾,结果没有累积到或发展相关经验。
回到我朋友的前文提问,他也透露,凡遇到有孩子的朋友他都会这样问道:照顾孩子过程中,多少成分是「喜悦」,多少则是「苦劳」?他普遍得到的答案是1/10「喜悦」,其他的是「苦劳」,暗示著为了享有天伦之乐,更多的是辛苦的付出,很多人最后还是表示那种付出还是值得的。
我並不那么悲观,认为那些都是「苦劳」;为了得到「天伦喜悦」也不能解释我要有孩子的原因。
我相信答案因人而异。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我来说这是此生的一个计划和理想。有人说,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糕,为何要把后代带来世间受罪?我不买这套,坚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就得树立起好榜样,相信以后我们的后代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这样这世界才不会只走向更糟糕的一条路。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9年2月10日
(此po文采用原文小题,编辑版本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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