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8《時事一百度》2020年11月27日點評

 

11月27日早上出現在988《時事一百度》節目，點評了三大課題。

第一题：处理外劳感染群应对雪州疫情

问：雪州的疫情的近期发展，CMCO还能够控制吗？有必要来个全国或全雪隆的MCO或EMCO吗？

答：相信大家非常关注疫情发展，主要是因为抬头的每日确诊数字飙高了。星期二的数字再创新高2188宗单日确诊病例，让人很担心我国是否抑制不住病毒在各地社区传染？也有人变得沮丧，似乎看不到CMCO的尽头，也有人呼吁‘长痛不如短痛’来个严厉的MCO短时期来个了断。

首先，各位，疫情变得严重与否，主要要看当地社区的疫情发展走势，不应该全国划为一谈。疫情控制，很多时候要看卫生局在地的病例追踪、隔离和检测的工作协调是否妥善。我们近期看到的病例突增，基本上来自近来爆红的‘莲花路’感染群(Kluster Teratai)，目前已累计了4093病例，顿时超越了大城堡感染群，成为我国最大的感染群。它最初在11月7号出现，主要牵涉巴生的顶级手套28间厂的员工受到集体感染，其中超过80%是外籍劳工。根据该公司的执行主席林伟才两天前透露，大约7000名员工经过检测，有3000名左右确诊，意味著有4成的员工受感染！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感染比率。然后大家就把焦点放在外劳的宿舍环境问题。这个我迟点再谈。

不说你们不知道，昨晚我分析了雪州各县的疫情走势，发现除了巴生县以外，其实其他县的14天累计病例已过了高峰，这意味着这些县下的社区感染病例已下跌（请参考附图）。举个例子，早期雪州疫情的看点县区是八打灵县，它的最高14天累计病例发生在10月27日（589宗），昨天已是391。疫情走势一度与巴生县接近的乌鲁冷岳县在11月14日达高峰（816宗确诊病例），截至昨天已下滑到603。另一个较早时的灾区雪邦县自从11月8日后也好转了。但这些疫情进步和改善现象被巴生县的‘莲花路’感染群掩盖了。

问：民众担心外劳是带病的来源，这个印象有根据吗？是否存有歧视成分？

根据截至昨天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2万362名外籍人士确诊，或大约占总病例的三分之一。上个月29号的时候只有6128名外籍人士确诊，当时仅占五分之一病例。短期一个月内，外籍人士包括外劳受感染的数目暴增翻了接近4倍确实暴露了我国政府抗疫防疫的弱点。我还是得说确诊的另外三分之二是国民啊，说明了什么？病毒从不看国籍身份，劝请各位不要存有偏见。

没错，外劳的生活起居环境是他们集体受感染风险大的原因，这点或许与监狱和扣留所的卫生环境类似——共同点是很难保持肢体距离。这点，我们能怪外劳吗？很多雇主也为了节省成本，尽量去满足最低限度的宿舍建设法律规定。国防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要雇主遵守的1990年《住宿与工地设施最低标准》法，说一旦发现哪里发生设施太拥挤，雇主会被罚款每位移工人头5万令吉。可是，我以前关注过这法律，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合法允许一间600平方尺(sqft)的单位住上18人？600平方尺是什么概念？大概是一般的廉价组屋单位的大小，但18个人入住不用挤吗？合法就意味着理想吗？

顶级手套管理层也驳斥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的说法指员工宿舍的卫生环境糟糕，除了给媒体看看宿舍环境的照片，重点是说，他们依据该法令建设，符合标准。

问：针对移工的工作起居环境，政府应采取什么进一步措施控制疫情？

国防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也说，要每隔两周检测注册外劳一次，而我国拥有170万的合法登记外劳，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但每两周要做一次？这个计划要执行起来相当困难，也不晓得卫生部是否有足够人手执行这事。然后部长就说从CMCO区执行，好吧，就让县级卫生局官员去落实。

要如何进一步控制疫情方面，政府应该要有灵活伸缩度落实不同限制程度的行管令。如果某个社区的疫情恶化，那么政府应该尽快封锁该区。

移工的工作起居环境方面，政府应该根据疫情爆发后的公共卫生角度重新修改1990年《住宿》法令，进一步地改善移工的工作起居环境。

第二题：财政预算案二读表决的后续影响

首先，我们先谈到底国会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何财案表决那么轻易就通过了？而且还是以声浪，不是以记名投票通过。当时只有13名在野党议员挺身站起来要求记名，但不达最低要求。

据闻，那是因为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指示不要记名投票，原由是之前倒戈的巫统议员转态支持财案。他没有了“强大有力”的人数，就不要示弱求败。

然后行动党国会领袖陆兆福说他们没要求记名投票，是因为未全盘否决财案，再来也很阿Q地说“二读通过不代表火箭赞同”

还有公正党的郑立慷，在事情发生后，很快就po文说：这仅是政策阶段的二读，还有很多表决反对的机会。

他们各个对外话是这么说，但看报道说希盟过后在国会开会，火药味重，因为不满党鞭最后一分钟改变决定。但绝大部分的希盟议员没有违抗党鞭指令，除了诚信党的6人，公正党和行动党各一人。

好了，现在轮到我说了。我要提醒这些国会议员，在宪法下他们的国会议员职责。他们是人民代议士，在重要的议案如财政预算案不打算运用和把握每一个正常程序表态，那么人民选他干嘛？放弃站起来要求记名投票就形同如投废票——你总不能不到投票站柜台拿票打叉叉，就对外（在社媒）大声宣称你其实是反对某某。这样的喊话有算数、有用吗？我说，除了吃政府粮的前座内阁议员已有特定的投票倾向支持政府，其他议员（包括执政党的后座议员和独立议员）应能自己选择表态。

我完全不认同安华和希盟高层的这个策略，认为是个自我挫败、不明智和自损的决定。看看众多希盟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和咖啡店的反应就可以窥探而知这策略的评价。

委员会阶段和三读表决都是已知的正常程序，他们本来就可以继续反对，这是没错，但问题不是这个…支持者要问的是，为何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反对到底、把话说到尽，但斗争来到关键时刻，却空雷不雨，主动放弃程序上给的机会（二读表决）？

再说，国会应是纯粹的政治作秀，为了要配合倒政府的戏码而运作的吗？倒不成政府就拉倒，索性放弃记名投票？这个决定的民主考量、正当性和立场在哪里？他们可以专业一点吗？如果是真的要反对就反对，不要给支持者期望太高，然后最后关头却早泄，给人“7：0”进球通过。这是个耻辱。

我认为，即使二读表决凑不足人数输掉了，其实还是可以暴露执政党支持度的弱点，至少在下一个程序环节还可以保持抗争士气，并逐个击破执政党的最弱一环，说服不满的议员转向。现在看不到二读表决的结果，就自然看不到对方的底牌。

从下个周一开始到12月17日三读表决，预料在野党议员会在财案委员会阶段落力掀起各部门的争议性拨款，并可能投下反对票。国会届时会检验的，有28个部门和10个单位，确实在野党有很多次的表演机会。同时，我相信国盟议员届时也会在那里讥笑对手上次很多人都没站起来反对，为何这次站起来了。

委员会阶段记名投票结果若反方在某些部门预算表决获胜不会因此推翻政府，但这已传达了强烈的讯息和预警，如果政府坚持不妥协迎合在野党的要求，三读表决时就有很大风险了。

要知道这次的财案与以往不同，提呈的一方是属于弱势或微弱多数的执政联盟。而执政联盟的最大党是巫统，该党里面有多个竞争派系各怀鬼胎。相信巫统和砂拉越政党联盟(GPS)肯定趁机向政府‘政治勒索’，逼使财长和首相让步更多。若首相慕尤丁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持人数，一般我们可预测他将会作出更多的妥协。

明年的国内经济发展前景评估似乎有点太过乐观，最大的假设是到了明年中就有可靠有效的新冠疫苗并已陆续广为注射，进一步控制疫情以致撤销行管令对经济的限制。这些其实是很大的假设，因为首波面世的疫苗未必能达到既定的效果。这意味着什么？政府的收入不稳定，现在的估算可能太高而赤字更严重。但目前这个政府为了保住政权，可能不惜一切中长期代价，通过大派‘糖果’企图满足各方要求，不让他们有诸多借口挡路。对了，圣诞节也快到了，我可想像财长就好像圣诞老人般狂撒圣诞礼物。明年钱不够用了？如果还在位，再来追加预算吧！如果不在位了，就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那么至于在野党与执政联盟后座议员能否联手成功否决财案，就看政府如何妥协、迁就、讨好某方。即使成功了，不代表某政治人物就获得支持做首相——否决联盟与支持新首相的阵线，不一定一致。

如果财案在三读表决被弹，那么以首相慕尤丁为首的内阁就必须要总辞。慕尤丁可向最高元首提出提早解散国会进行闪电大选，最高元首同时也可再寻找下一位能取得国会多数的领袖组织内阁/政府。但由于目前国会里似乎没看到有哪个明显掌握多数支持的政治人物，因此最高元首会同意闪电大选的机率高。但有人恐吓说财案不通过，公务员要关门大吉，回乡种番薯或吃草，就是非颠倒了。即使不通过整个财案，在下一个政府提呈新财案之前，国会也可提出议案提供紧急拨款支付给公务员体系的基本行政运作。

从下个周一到下个月中，无可置疑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政治角力和妥协的戏码上演，给今年2020年来个戏剧性的落幕。

第三题：RCEP签署对我国的利害

问：什么是RCEP?为何要签署？RCEP与CPTPP有什么共同和不同点？

答：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的国家有10个东协国以及5个非成员国（他们是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早前参与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印度，但他们去年退出了。

这是属于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是整合了东协自由贸易区(AFTA)和多个东协个别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亚太区就是那5个国家还有印度。RCEP涉及的世界人口达21亿人，占据全世界国内总生产值的大约30%，因此这成为了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唯有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才能在规模上超越RCEP。

11月15日，代表我国签署这RCEP的是国际贸工部部长阿兹敏阿里，CPTPP方面我国也已签署但还未到国会核准它。

到底RCEP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它旨在降低关税，开放服务业贸易及鼓励投资，如此一来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换句话说，RCEP应可协助减少公司在贸易程序上的时间和成本，让他们能更自由和方便地仅用一套标准在这区域内交易，而不是沿用多个国家的不同复杂标准需求。有了RCEP后，有关原产地规范(Rules of Origin)要求方面可以更方便地在签署国之间协调，比如说早前我国制造业要组装中国原件产品要出口到日本，或许很难获得全面关税豁免，现在就扫除了这道障碍。这也间中解释了为何早前的多个双边协定仍不够理想。

在协定内容上比较，RCEP跟CPTPP的主要分别在于RCEP在某些政策要求方面比较宽松，比如RCEP协定的条款里没有劳工、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没有投资人与地主国间争议解决机制(ISDS)，因此签署国会觉得比较安心不需对各自国家的政策做太多调整。

问：自由贸易协议通常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什么？为何民众要在乎？

答：首先，为何印度要退出？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基于保护国内劳工和农民，所以决定暂不加入RCEP。印度担心一旦更便宜的中国货涌进国内市场，恐怕本地人无法竞争。印度已确认三个脆弱的工业领域将深受影响，那就是纺织业、奶制品工业和农业。印度总理面对国内的强大政治压力，所以早前在谈判桌上采取强硬姿态旨在要求提供更多保护条款，但不成功。

要完全落实自由贸易协议下的条款，人民应该要知道，有时候需要政府修改国家法律以便能与协定条款协调和谐、不抵触。简单的说，签署越‘大包’越有约束力要求的协定，就等于要政府改变某些政策以迎合协定。要知道，不是每个国家领域的开放都是好事，比如说有好几个专业关键领域我国保留给本地人就职而已，例如医生、律师、金融业等。还有，更不是每项海外投资都对国家有利，比如说有损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项目，或有剥削劳动力性质的密集工业。所谓的‘自由贸易’确实要小心斟酌求证，不能因自由贸易而在某方面变得更不自由。政府和人民代议士制定政策的主权和空间必须要保留。

问：RCEP对我国有什么好处？

答：就纯粹贸易（进出口）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首先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我国的15个最大的贸易国里，十个是RCEP签署国。我国大约60%的进口和56%的出口皆与RCEP签署国来往，而去年我国目前从这些国家的贸易当中取得贸易顺差大约510亿令吉。有贸易顺差是好事，但仔细一看，主要的顺差来自新加坡（476亿令吉）。众所周知，新加坡以接近零关税政策而举世闻名，因此有了RCEP后，就贸易而言根本不会有什么差别。如果只是专注于新兴自由贸易市场的5个非东协成员国，我国去年得的是303亿令吉的贸易逆差，而主要的逆差是来自中国。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RCEP的自由贸易开放后，到底是我国能生产和出口比较多，还是RCEP国出口更多？如果是我国会进口更多更便宜的产品，那么我国的本地生产商会不受影响吗？看看你们在双十一的网购里的产品，多少是来自中国的吧！

问：RCEP的争议性在哪里？降低了关税和限制会让中国的便宜货涌进来吗？

答：针对我国的RCEP逐年调整的关税表，我作了初步的研究。从一共9426条关税产品里，我国一开始就有大约三分之二已是零关税率。但因为RCEP，20年后将会有90%产品零关税。

好了，去年政府在进口关税方面进账27.3亿令吉，要想象今后有90%进口产品的关税会逐渐降到0%，那么以后这些政府的收入要去哪里找？

一些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对自由贸易协定有一些浪漫的幻想和迷思，总觉得签署更多对国家的经济更好。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和生产力真的可以直接与世界各国竞争吗？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佐摩教授近来针对RCEP接受采访时就说：从自由贸易协定里获取的好处可能有限和微薄，但支持者一般都夸大这些好处，同时却故意忽略了大部分牵涉的成本和风险

CMCO not failing, probably the better compromise

 

TWO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wave of Covid-19 pandemic in Malaysia.

As of November 21, when 43,512 confirmed cases had been recorded,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the initial number before the third wave, which was 10,167 on September 19.

Yet, people are starting to lose patience, because the daily new cases have not dropped although some key areas, such as Sabah and Klang Valley, were put under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 (CMCO) as early as October 13 and 14 respectively.

Forty days after the CMCO, there were 1,039 new cases on November 21, making the government’s disease control performance and effort seem “stagnant” to the public eye, ever since the country first experienced four-digit daily cases on October 24.

The finger was pointed at the CMCO’s “failure” to contain the disease and two polar responses followed: one voice was calli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let go of state-wide blanket CMCO, while the other expressed a wish for the authorities to impose a stricter MCO to break the infection chain more effectively in a shorter period.

For starters, why should it be expected for CMCO measures to yield a similar outcome as the first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back in March?

At the height of the second wave of the epidemic, the daily cases peaked at 235 as compared to 1,755 for the third wave, which is seven times greater.

Now the question is, if the first MCO took 34 days to suppress the daily number to less than 50 cases, then how long would CMCO, now facing the greater third wave challenge, take to achieve the same?

Thus, even if the authorities were to impose a stricter MCO, one should also not expect the number to drop in a short period.

Finance Minister Tengku Zafrul Tengku Abdul Aziz mentioned in his Budget 2021 speech that the country suffered economic losses in the range of RM2-2.4 billion a day when the economy was shut down due to the strict MCO.

The economic repercussions can still be felt today due to the lockdown policy. Just ask those businesses that are forced to close down, as well as more than 700 thousand people who lost their jobs and become unemployed.

As revealed by director-general of health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decision makers sitting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ere asked to take into account “life and livelihood”, ensuring a balance between health and economy before deciding on any measure.

The health of our economy is no longer the same as what it was in March; in fact, it has even become more vulnerable than before.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strict MCO – if imposed again on the Klang Valley, the nation’s economic hub – could pose another shock and disaster to the already struggling businesses and freelancers or part-timers.

However, the Health Ministry does have a trick up its sleeve, namely enhanced movement control order (EMCO) in specific targeted areas, if the authorities see fit to effectively clamp down a certain high-risk area.

It is categorically wrong to say that the CMCO is not effective at all. Sabah seems to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measures, what with new daily cases declining, compared to the situation in early November.

Although Klang Valley and Negri Sembilan are now increasingly facing the epidemic, the cases are still under control because they have not spiked and doubled in number every few days, as witnessed across the world, where they also face a greater new wave of pandemic.

Ital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ecently experienced their new peak around November 14, recording 30,000- 80,000 daily new cases. Malaysia will never approach that uncontrollable stage.

On the contrary, since early November the R values have been hovering around 1.00,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pidemic in Malaysia is stabilising and under control, even if the new daily cases number has not yet shown a significant drop.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y lockdown measure, epidemiologists often use the ‘DOTS’ concept to explain how easily a particular disease can be spread via the four main determinants:

D: Duration. It usually indicates infectious period, but we are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incubation period. As we have not found a cure or a vaccine for now, nothing can change the dynamics when one gets infected.

The usual tool used to control the ‘D’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a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policy for the high-risk suspects and positive patients,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will perform more targeted screening, so that it can possibly detect the positive cases and remove them temporarily from the community.

O: Opportunity. It means how many contact encounter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infectious period. This is the part where various forms of an MCO play a huge part in reducing possible number of interactions and contacts.

Various levels of strictness in measures would determine how many people can go out and, in turn, how many social interactions occur as a result.

Take public transit usage in Kuala Lumpur region as a proxy, and benchmark March 4 as the pre-MCO normal traffic. (Figure 1)

Figure 1: Public Transit Usage in Kuala Lumpur region, Jan-Nov 2020

Source: Moovit Public Transit Index,  https://moovitapp.com/insights/en/Moovit_Insights_Public_Transit_Index-countries

The first MCO managed to reduce the volume of commuters by 94% but the current CMCO could reduce at most 73%. That mean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people are still out ther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re is no coincidence that 41% of active clusters are work-related, and it may take a longer period to suppress the daily curve.

T: Transmissibility. It indicates how a particular infected individual interacts with other people. Covid-19 is a disease spread by close contact, and it has to transmit via respiratory (micro) droplets.

That explains why the government has to establish many SOPs for various places, so as to keep people safe from a physical distance (>1m), while mandating people wearing a face mask in certain public spaces.

S: Susceptibility. It means how easily someone can become infected, but it also has another dimension of who are among those infected would face fatal consequences, such as death.

Elderly and young children as well as chronic illness patient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infection.

Therefore, during a stricter MCO, the government would normally order to shut down schools, day-cares and nurseries, while banning many non-essential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entertainment sector.

Yes, CMCO is understandably performing underwhelmingly. Lockdown could be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 to slowdown the chain of infection (as it addresses the ‘O’ and ‘T’ in the DOTS concept).

The tagline “Just Stay Home”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as many people cannot survive without seeking income from going outside.

It is true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and many health policy institutions do not recommend “lockdown” as the definitive long-term measure.

However, the health authority should adjust the strictness of MCO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the epidemic.

Thus, it is sensible that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ordered the CMCO to be lifted in four states (Kedah, Malacca, Johor and Terengganu) ahead of schedule, while putting Kelantan back to CMCO because the Health Ministry has identified greater risk of disease spread.

We should expect the Klang Valley CMCO to be the last to be called off. 

29th article for Agora@TMI column, published on The Malaysian Insight, 23 Nov 2020

八度空間華語新聞- 2021年財政預算案點評（2020年11月6日）

 本人亮相在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針對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即時點評

愛FM《一周新聞點評》-2020年11月16日

                                

JASA的爭議——這部門有可能改革嗎？

特別事務局JASA從何而來？

1959年馬來亞大選後，一個名叫特別事務小組(Badan Hal Ehwal Khas)設立在資訊部底下，為的是維繫和確保政局、宗教和政府的穩定。隔年升格為支部（Cawangan Hal Ehwal Khas）。

到了2000年，再次升格到今日的特別事務局，2004年將縮寫命名改為JASA。

直到2018年，希盟政府上台執政後，便宣佈取消整個部門，屬於公務員的300人吸納入其他的部門，解僱了近800人合約僱員。

歷任的國陣政府和首相利用JASA的方式和主軸不太一樣。拉薩時代，宣傳多用於國家發展和經濟重組，馬哈迪時代則是鋪天蓋地的2020宏願。來到了阿都拉時代他著重於文明社會和文明伊斯蘭教IslamHadhari討論。納吉執政時期，則是另一個耳熟能詳的“一個馬來西亞”口號和“國家經濟轉型計劃”。

近來財長扎夫魯宣佈了預算案後，才確定了明年這部門重生。目前是國盟政府執政時期，巫統身為執政聯盟夥伴之一，但依然有質疑的聲音，這是怎麼回事？為何反對黨極力反對重設這部門，到底他們的指責是什麼？這次的爭議點在哪裡？

爭議點：

（一）撥款數額的大小

明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撥給JASA總共8550萬，分別出現在通訊和多媒體部門預算書裡的兩個項目部分。巫統領袖如近期被推選為國陣後座議員主席的納吉就非議說他本身支持重設這部門，只是不同意該高數額的預算，尤其是目前正值第三波疫情和經濟蕭條時期。他執政時期的JASA預算在2018年也只是3000萬令吉而已。他說人民會很難接受這安排，或許還會生氣。巫統副主席卡立諾丁則要求政府作出合理的解釋，為何需要如此大數額的撥款，“可能弱勢政府需要一個較大的喇叭”。

（二）擔心JASA再次淪為政黨宣傳喉舌和工具打壓政敵

因為過去不愉快的經驗告訴在野黨，他們擔心執政黨會利用這個JASA和國家撥款來“公器私用”搞黨派政治活動和文宣來攻擊政敵。希盟政府執政時，首相馬哈迪將它砍掉原因之一是裡面太多政治委任的職位。

國盟政府否認這說法。對此，通訊與多媒體部的回應是，重啟JASA為宣傳資訊的部門，根據不同社會階層的需要發放正確資訊，反擊假消息。土團黨的資訊主任旺賽夫堅定地表示JASA不會成為國陣時期的政治宣傳部，而是聆聽人民意見回饋的工具。

如何改革JASA?

一個民選政府要成為一個有效執政落實政策的政府，那麼政府要作重大政策宣傳，要動用撥款和其通訊多媒體部門，這應該沒有什麼爭議。

傳統上，國家新聞局就是肩負那個角色的部門，但該局有其局限——它不是一個設定政治宣傳策略、分析民情回饋、捍衛和回應政策批評和舉辦在地活動的部門。JASA確實有一些扮演的溝通角色，但不太確定首相署裡面是否也有重疊的類似角色。

回顧希盟執政時期，政策方面的宣傳略顯得無方向無策略，回應質疑和批評也相當遲鈍無力，這無疑影響公眾對該政府的效率和執政能力的信心。當初也有重大政策概念如共享繁榮Shared Prosperity，並沒有很好地發揮和宣傳。我不敢太肯定但不能排除這可能——沒有了類似JASA的小組統籌策略，是否宣傳效果有打折扣？確實以前國陣馬哈迪和納吉時代的大政策文宣是大費周章、鋪天蓋地的。

現在，一些人尤其是在野黨政治人物對過去JASA的刻板印象已根深蒂固，過去確實JASA收容很多巫統黨員作文宣工作，難免讓人看起來覺得有偏頗。若政府可以給這個部門重新命名為一個更明確目的的部門，會更突顯新功能的意義。

要改革JASA，就是要確保這個部門專業地做政府政策路向宣導工作，包括專業地回應相關政策的批評。為免被黨派利益利用，這部門必須要有準則界限設下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更重要的是該部門的主管不應該擁有黨派背景。如果再加上該部門能有更多的問責透明度，便能更取信人民他們這些是專業的公務員為時任政府執行任務，但不效忠哪個黨派。這個要求會太高嗎？

針對撥款數額方面，已有很多人開始計算有關JASA開銷預算的機會成本（譬如若省下JASA部門的錢，可以換作xxx，不是更好嗎？）。若沒意外，在表決通過預算案之前，政府應該會削減JASA的開銷才能平息一些執政聯盟內外的反對聲音。

黃彥鉻涉嫌“妨礙警方辦公”？

黃彥鉻，有嗎？故事怎樣來？

黃本身是馬大新青年的前任主席。在11月7號（週六）下午他說接獲現任主席葉紋清的信息說有一群無法確認身份的便衣人士表示要硬闖私宅大門搜查。黃隨同一位律師親臨現場提供援助，後來他也用手機錄影警方搜查的執法過程，並在他臉書戶口同步直播現場錄影。後來警察不滿其錄影行為，勒令彥鉻停止錄影，他沒理會，結果後來被警察用手銬逮捕他，引用的逮捕罪名是《刑事法典》第186條文“妨礙公務員辦公”。彥鉻被警方扣留了一個晚上，隔天就被釋放出來。11月13日，黃彥鉻上推事庭，但否認他犯下被提控的另一罪名，那就是《刑事法典》第188條文“不聽從公務員指示”，並以一千令吉保釋在外。彥鉻也否認他在肢體上和言語上阻止或要求警方停止執法行動。

好了，我先來講解這兩條法律：

《刑事法典》第186條文是民間愛說的“阻差辦公”，意思是一個人自願和主動地阻擾任何公務員行駛他的任務，觸犯者將可被懲罰最高2千令吉或監禁兩年或兩者兼施。

第188條文則是：一個人在被合法授權的公務員指示下停止做一些舉動，但卻拒絕跟從該指示。若該不服從的舉動阻擾、騷擾或傷害某位授權的公務員，觸犯者將被懲罰監禁一個月或罰款4百令吉或兩者兼施。但條文下也有註明表示，這個拒絕跟從指示會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為準。

或許大家心中最大的疑問就是，拍攝和錄影警察的舉動，是不是犯法？根據警方在11月10日發佈的文告指出，錄影和拍照不是一個罪行，但警察強調警方調查行動的執法過程不宜被拍攝後分享、傳送在社交媒體上。警方認為這已違反了1998通訊與多媒體法案第233條文，意思是傳送舉動有惡意騷擾他人。

對此，人權組織EDICT就發表文告反駁說該條款並不適用，因為當事人沒有侮辱或誹謗他人，而揭露警方濫權行為不包括在內。

更大的疑點是，為何警方不繼續以當初逮捕罪名（即《刑事法典》第186條文）提控黃彥鉻，而換了另一項？是不是“妨礙警方辦公”這指控說服力低，錄影實際上並沒真正阻擾警方工作，縱使他們不開心？

捍衛自由律師團（Lawyers for Liberty）發文告指出總警長曾表示要讓警察佩戴隨身相機以確保執法透明和避免警方濫權。所以，警察現在不能轉過身就說錄影將會阻擾警方執法行事。

該律師團發言人再益馬烈(Zaid Malek)也提及在美國很多警察濫權和暴力事件被揭發出來，這些警方的隨身相機和公眾拍攝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讓我想起今年5月發生在美國震撼全球的轟動事件——佛洛依德被警方濫權暴力致死事件。若沒有公眾的錄影強大的證據，恐怕事情會不了了之。所以，拍攝警方執法行為反而有助於提高問責度，讓警方保持警惕遵循SOP。

警民保持合作和和睦關係當然重要，關鍵在於互相取得信任。警察濫權和行為不檢等問題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在國會提呈欲通過的《警察独立投訴與行為不檢委員會法案》（IPCMC），換了政府後已再修改和進一步弱化了對警方的制約。這個法案的設立不是要製造公眾對警方的不信任或弱化警方的功能運作，也不旨在懲罰警察，而是國家應要有個針對警察的獨立的投訴和規範單位，並且要有法律約束力。

回到今天我們討論的黃彥鉻事件，或許當時雙方可以更好地處理這事情，警方也不需大費周章採取行動引來這次的風波。如果當事人沒有做什麼實際動作阻止警方工作，或可能造成傷害，當局不宜動輒祭出《刑事法典》第186或188條文來對付當事人。

988《時事一百度》2020年11月13日點評

 

11月13日早上出現在988《時事一百度》節目，點評了三大課題。我整理了評論後根據題目分成三段，特別在這裡分享。

第一題：各州CMCO能控制疫情嗎？

我想，我得先從最基礎來解釋病毒傳染和疫情現象，然後才問政府措施的成效。關於新冠病毒的傳染能力，在一個不受控製或約束的情況下，R naught基本感染指數可介於2到5之間。也就是說，一個受感染的病患可以傳給2個到5個人。受控制的情況是R naught處於1或以下。

疾病傳染學對一般疾病傳染的基本變數，概括在DOTS這四個英文字母。 D是Duration也就是感染髮病期長短，包括潛伏期。針對這個，政府只能把可疑和高感染機率的人群隔離起來一段時間，以及針對性做檢測揪出受感染人士；O是opportunity，病毒傳染機會。一個受感染者可以在發病期間接觸多少人，是關鍵。對於這個，政府祭出不同程度的行管令控制在外的人潮多寡，鼓勵大家沒事別出門社交接觸更多人，盡量在家工作。 T是transmissibility ，意味著傳染能力，要知道這個疾病傳染主要靠人與人近距離接觸，通過唾液和呼氣。對於這個，衛生部製定了保持社交距離的SOP和出門在特定公眾場合要戴口罩的規定。 S是susceptibility,指的是易感染程度—即使是大家均有機會被傳染，一般上我們要保護年老者、小孩和帶有慢性疾病的人，因為這群體有高風險、最容易因染病而死亡。對此，政府的行管令也包括關閉學校、托兒所、不鼓勵大家（包括長輩）出來社交等。

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三月中的時候，我們經歷第二波的疫情來襲，首相慕尤丁和政府接受了衛生部的勸告就直接來了最嚴厲的第一期行管令MCO，後來延長了兩次，直到5月4號才轉為較寬鬆的CMCO，一共耗了47天。那時的行管令用了34天才把每日病例壓低到少過50，最高病例去到235而已，現在的第三波呢？ 1755，7倍半之多！當時的疫情有第三波的嚴重嗎？沒有。但為何現在政府不實施類似第一期的MCO呢？因為我國的經濟和人民的生計根本沒有條件再回到三月了，政府要在平衡經濟與對抗疫情之間作出妥協。

重點來了，那麼為何會有人期望CMCO的效果有如封城的MCO呢？我這裡有個公共交通通勤量數據，如果拿3月4號的通勤量為基準，第一期的MCO到了四月中，通勤量急挫了94%。而這次的CMCO最嚴重也是減了73%而已，說明在外工作或通勤的人還有相當可觀數目，因此政府的CMCO措施對於控制DOTS中的O傳染機會和T傳染能力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衛生總監曾披露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感染群來自打工一族。

但是否這意味著CMCO沒有效用，倒不如取消呢？非也非也，這種說法見樹不見林，非常誤導。好了，打個比方你家裡某個地方因水流太慢堵塞而淹水，如果你做不到完全把水關掉，但至少先減少水流也有幫助，不是嗎？疫情的災難就好比淹水，如果控制疫情像控制水流那麼容易就好，但可預見CMCO“不能直接把水關掉”讓人都不出門，所以這“減水”措施會比較緩慢地減少社區感染病例，但絕對還是有作用減少病毒傳染，至少不讓疫情惡化飆升到類似印度、美國的疫情失控程度。

我國第三波疫情正在控制當中。首先，你看沙巴的新病例自11月9號開始已些有滑落的跡象，人口更為密集，人口流動更多的雪隆區一帶，看來需要再多一點時間才能平息。

(注：節目結束後，當天傍晚公佈的最新單日病例飆高了一些，這並非不可能，但希望我觀察的疫情走勢會隨著衛生部和政府的進一步疫情控制而逐漸走低）

第二題：財案對抗疫和醫療領域撥款

明年的財政預算，政府給了衛生部接近320億令吉的撥款，或占據大約10%的聯邦政府的預算開銷。比起今年的開銷，明年政府才增加了4.4%或13億令吉，是自從2017年以來增幅和增加數額最小的一次。這個頗讓人意外，畢竟經歷了疫情后，普遍上公眾皆認同公共衛生和醫療的重要性，對衛生部尤其是衛生總監諾希山的信心評價最高的時候，政府居然撥款增幅是5年來最小。諾希山早前在多個場合多番強調要強化公共衛生，但從這次的財政預算案，我實在看不出來。

其中一個原因我可以揣測的是，政府另外撥款了去八月時通過設立的新冠肺炎基金。財長在演說裡強調將增加多200億令吉的撥款給該基金，從而提高至650億令吉儲備。這筆撥款獨立於衛生部，但在零和思維作祟下，政府或許已把這基金撥款算在一起給“衛生和醫療”，覺得已有付出、有交代了。

好吧，讓我們來先檢驗財長在國會演說裡的承諾——撥款10億令吉來遏制第三波疫情的預算案項目，看看是否足夠對抗病毒應付疫情？

第一、政府撥款4.75億令吉添購新冠病毒檢測盒和相關實驗室試劑。假設明年在我國接受檢測的人數接近昨天（11月12日）最新報導的數目235萬人次，再假設每人的費用是一百令吉，那麼政府就得耗資2.35億令吉。這也意味著，如果明年沒有出現比目前更嚴重的第四或第五波，那麼即使檢測人數翻了一倍，政府的撥款理應還是足夠。

第二、政府撥款3.18億令吉購買個人防護裝備(PPE)。財長在國會演說裡表示國內有10萬名前線醫護人員。我們拿3.18億令吉處以10萬，每個醫護人員一年平均將可獲得大約3200令吉的預算來購買PPE，或大約每個工作天10令吉的預算。一些醫護人員或許需要用比較多，但平均來說應可足夠每日供應3至5套PPE（包括手套和口罩）。

第三、政府預算30億令吉來購買新冠疫苗，如果該疫苗已證實有效和被批准使用了。科學工藝部部長凱里早前也宣布了要為國人免費提供疫苗，並設下目標明年至少要注射疫苗涵蓋70%的人口，才有機會在我國築起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近一步遏制疫情繼續在我國蔓延。 70%人口，相等於2300萬人，若拿30億令吉除以2300萬人，每人將至少有131令吉的預算購買兩劑的疫苗。比起COVAX疫苗保障機制的平均個人疫苗估計價格21美金（或87令吉），這筆預算肯定有多，政府應該有足夠撥款採購最低數量的疫苗，當然還可能可以買超過70%人口的數量。

當初預算書一公佈時候掀起公眾爭議，因為活躍分子和國會議員看到了在很多欄的醫療部門的撥款項目，特別是各專科部門的“供應與服務採購”欄目的數額從今年的幾千萬到數億令吉等明年直接轉零。頓時病患者和家眷還有社會組織感到憤怒、同時也擔心、焦慮和憂愁。前財長林冠英甚至公開說這個政府很殘酷，怎麼可以這樣大幅度刪減重要撥款？

但事實是如此嗎？我本身研究政府預算書，發現政府今年在預算項目裡動了一些手腳變成“創意會計”，把所有供應給醫藥購買的撥款項目集中移去了“特別計劃”欄和一個新增的“財政承諾”欄。最後算了一算，發現醫藥方面的撥款並沒有變減少。但各專科部門的醫藥撥款就變得不透明了，相信主管們和病人都會擔心各個部門惡性競爭爭奪有限的資源。這樣的財政安排，其實有好嗎？

有關“創意會計”還不止如此。醫院支援服務項目撥款也大幅度縮減（從19億令吉到9836萬令吉，或下跌95%）。衛生部聲稱預算撥款從行政開銷搬去了發展開銷，這完全顛覆了一般對預算的認知，即行政開銷是日常營運所需的開銷，而發展開銷是以投資性質和一次性的項目為準。明顯地醫院支援服務（通常是外包的），屬於前者。政府也沒透露該筆預算搬到了發展開銷的哪一項目，令人納悶其政府的問責和透明度。

若要說正面的衛生部預算亮點，那就是明年的發展開銷預算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一次，達47億令吉。我感到欣慰的是，終於政府願意聆聽人民的聲音要求重視對醫療設施的長期投資。相信大家有去政府診所或醫院或許有同感，很多設施似乎長期失修、破落不堪，一些器材也失靈沒修理，再加上這些地方也時常擁擠人滿為患，即使政府沒增添新醫院或診所，也該擴建一些設施空間容納需求。明年政府將撥出28.6億令吉來提升醫療設施和擴建醫院，這筆就佔了發展開銷的6成，比起今年增加了17億令吉，顯示了政府的決心。另外政府也增加了1億500萬令吉為添購醫療器材和交通工具，預料明年疫情還是會延續，政府確實要有更多的移動能力服務社區醫療和檢測需要。

第三題：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的思考點

拜登已肯定勝出了嗎？特朗普還未正式認輸接受敗選，但若看目前的關鍵州屬的選情拜登已有相當差距的領先，我看特朗普大概大勢已去，即使逼得重算選票恐怕也難以翻盤。除非特朗普有什麼強大的證據可以證明選舉有舞弊或違規行為，由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某些州屬的成績無效，但這個門檻很高，機率不高。看來特朗普到時候法律訴訟不得逞後，應該會知難而退。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明年1月20號，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就職儀式。特朗普可以耍賴，但大概很難繼續霸著白宮和總統位子。美國法警或特勤局會護送特朗普離開白宮，畢竟他們的效忠對像是美國憲法，不是民選政治人物。即使特朗普的形像多麼的反傳統，民主美國不可能滋養獨裁者死賴不走，更不可能會出現美國的“袁世凱”。

拜登驚險勝出，反映出美國仍是個一個相當政治分裂的國家。為何一個強調自由和民主的強國如美國，會有7千240萬或47.4%選民會投票給一個在國際舞台上人人印像中及口中的“狂人”？

如果你看特朗普任期內的執政記錄，特別是他如何搞砸處理和應付美國的新冠疫情——他的政策間接導致超過24萬人因冠病死亡，而他居然還可繼續在總統選舉戰鬥到最後難分難解。還有，他上台後就擱置前總統奧巴馬的重大政策《平價醫療》法案或奧巴馬健保，導致百萬人頓時喪失了公共健保。在他執政期間，經濟未見起色，疫情後更糟糕。國際政治方面，他單方面帶領美國撤出世界衛生組織還有《巴黎協定》（氣候變化的國際協約）。他不按理牌出擊的狂人外交態度讓人難以捉摸，為難了昔日的盟友，使得美國欲領導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方面大不如前，道德權威已跌到了低谷。

民主黨的拜登其實提供的是回到奧巴馬時代的理性務實“正常”政治，撥亂反正。比起希拉里，拜登的形像比較草根，即使他已是資深的政治人物。他算是“建制派”，自從1972年就當選參議員並連續贏得6屆；奧巴馬總統時代他是副總統。拜登的這個草根親民形像很重要，因為特朗普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反“建制派”精英的“鬥士”形象鮮明。草根藍領階級對華盛頓政治精英處理他們經歷的各種社會問題長期太脫節，感到很詬病、不信任和不滿，似乎他們袒護商界精英的利益多過看他們一眼。

拜登當選了，意味著什麼？除了收拾特朗普留下的亂攤子，他的蜜月期恐怕會很短。民主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同步選舉中表現也不甚理想，未能掌握參議院多數，眾議院議席也丟了5席，僅有多數席一席。這使得總統要推動進步議程舉步艱難，或許需要有作出更多的妥協。再說，以前奧巴馬總統當選的首個任期人氣沖天，並贏得參眾兩大議院的多數議席執政，落實政策改革方面依然充滿障礙，現在的拜登恐怕更不容易。

拜登承諾要恢復和進一步擴大“奧巴馬健保”惠及範圍，及要在2050年前帶領美國走向淨零碳排放目標，這些不太容易落實。他競選時大推提高全國最低薪金至時薪15美金很受歡迎，雖然這也不是他第一個如此建議的民主黨人，反而這政策的阻礙比較小、可期待。

國際政治方面，拜登應該會翻轉特朗普的形象，他說要成為一個國際上友善的臉孔，所以我們可期待看到更多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尤其是重建盟友之間的關係。棘手的課題包括處理伊朗的核武擴建計劃和中東安全問題。對於崛起強國中國的立場，拜登採納似乎接近特朗普的強硬政策，所以貿易戰應該不會那麼快結束。

對於我國呢？美國一直重視馬來西亞為東南亞的策略夥伴，特別顧忌國家領導人會大幅度向北京傾斜。預料外交政策上，美國會延續奧巴馬的路線，包括通過貿易協議拉攏我國…CPTPP或泛太平洋貿易協議，當初特朗普宣布退出，預料拜登執政後很大可能會帶領美國重返。我國政府常被類似的國際貿易協議吸引，我國的公民社會需要提防是否這些協議會讓國家喪失了相當多製定國內政策的自主權。

“Disappeared” MOH Budget 2021 line items caused unnecessary anxiety

The night after the Budget 2021 was tabled  in Parliament, messages were going around in social media with many expressing shock and anger that the government even contemplated ‘slashing budget’ heavily on many medical programmes.

People thought that this was a ‘compromise’ in order to shift resources more to fighting COVID-19 (since these endeavors were read out loudly and clearly in the Budget speech), as well as to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For the latte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feels this way, since they looked at the numbers and saw that the total Ministry of Health (MOH) budget increased by RM1.3bil: an additional RM2.1bil goes to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but RM718 million seemed to have been reduced for the operating budget.

Patient groups, including those who suffer from kidney, heart or cancer health problems, were terrified to be told that the budget of programmes of concern to them had been cut by more than 50%. In fact, some of them went to see the extract of the estimated expenditure themselves, and were convinced that those allocations for “services and supplies” (which carry the budget line item code 20000) that bought them medicines are all mysteriously zero-ed.

I did find those anomal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managed to locate two new budget allocation items, one under the section “Specific Programmes” which is entitled “Medical Supply for Health Facilities” (worth RM2.89 billion) and another one under the new section “Financial Commitment” which is entitled “Private Concession for Medical & Laboratory supplies” (worth  RM1.4 billion) (Figure 1). When I added them up and compared it with the Budget 2020 total amount, it suggests th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bably has given RM300 million more for the purpose of purchasing medical products and laboratory supplies.

Figure 1:

On Saturday night Finance Minister Tengku Zafrul Abdul Aziz issued a clarification statement confirming my suspicion that the budget item reclassification is the main culprit for the great confusion, anxiety and outrage express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 would not blame the average rakyat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reading, a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member well the mantra: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Yes, central procurement b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private concession given to procure the Approved Product Purchase List of drugs is also not new.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be the reason for reclassification. Those ‘affected’ programmes should be restored and given an allocation (on the code 20000 line item) for the sake of budget clarit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so that the public can track and understand the constraint of resources in each programme.

A centralized and pooled figure, although it may serve the MOH well for the flexibility of allocating according to immediate needs, could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ausing unnecessary anxiety and stress to the doctors and management officers in various medical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patients, worrying if the common pool has been dried up or if their request is in competition with other medical programmes for the scarce resource – the more unknown, the more insecure one becomes.

However, given that MOH is currently enjoying high public confidence and approval, and on many occasions we have heard Director-General of Health Dr. Noor Hisham champion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public health, my hope was high to expect that MOH could secure a much improved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budget than normal projections. I am disappointed to find the % growth (4.4%) and absolute increase amount (RM1.3bil) is the smallest since 2017. I find it a bit disturbing to see the total operating budget allocation for “services and supplies” reduced by nearly RM1.3bil even if the medical supplies component is not affected. For the disease control division under t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not only is the allocation amount for “services and supplies” reduced, the number of positions in that division does not grow too (but is effectively deducted by one). This might send the wrong signal to the public, that the MOH does not invest more into disease control given what has happened not just with COVID-19, but the good old dengue problem and the ever rising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the country. Rabies and polio outbreak threats are coming back to haunt too.

Not all is gloomy, I am particularly pleased th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heeded many calls to invest more into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health infrastructure. It may well be because this has been a long overdue action. Public attention has always been given to  the physical capacity of the facilities attending to so many patients; some concern arose over the state of maintenance of the buildings especially after the frustration vented by a doctor in Sabah last May highlighting the dilapidated state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abah. Make no mistake, the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DevEx) budget for 2021 is a historic high at RM4.7bil. Whether this decision was made due to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and benefits that construction projects would bring to the local community, is something that perhaps the Finance Minister could help clarify, but such investment is never too late.

Budget allocation for upgrading and expanding hospital facilities is by far the largest, it took 60.7% of the DevEx, or RM2.86bil (Figure 2).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eriod, it is good to see the government planning ahead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capacity to meet the expected surge in public healthcare demand. Allocating more resources for vehicles and equipment purchase is also a wise decision, given that the district health offices might need more mobility for COVID-19 screening and monitoring related activiti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Figure 2: 

After the government pledge of another RM20bil to the COVID-19 Fund, this makes a total of RM65bil for the special carved out fund for tackling the epidemic all around the country. Currently, the third wave epidemic is still at its peak infection power, perhaps people are concerned if the budget allocated for fighting COVID-19 is sufficient.

First, we were tol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reserved more than RM3bil for vaccine procurement, planning to immunize at least 70%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for a vaccine course of 2 doses per person,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a working budget of RM131 per person,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estimate made by the COVAX Facility for a person. Alternatively, the government could even simply purchase more and go beyond the 70% coverage.

RM1bil budget allocation was announced for various COVID-19 fighting purposes, such as purchase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RM318mil) and COVID-19 test kits (RM475mil). For the former (PPE), if the amount is divided by 100,000 medical frontliners in this country, then one would have an average personal annual budget worth of RM3,180 or about RM10 per work day; depending on the medical specialization or expertise of the person, it could well be sufficient. For the COVID-19 test kits, let’s say next year the same number of persons undergoing screening is about 2.26million as of 7 November: if the cost can be kept at RM100 per person or lower, the current budget allocation should allow Malaysia to weather through twice the current screening amount. Perhaps with the large reserve of RM65bil COVID-19 fund, we should worry less about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 but more for getting enough helping hands (e.g. expertise or volunteer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All in all, not many candies were tendered out during this Budget 2021 presentation sweet enough to call it an Election Budget. Even if this is just a MOH Budget without a ‘Wow’ factor, I wish everyone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year. It is not too bad, because (election) candies may not be good for your health.

 

*This write up also appeared in The Malaysian Insight and Malaysiakini

选举与疫情可并存

 针对选举与疫情这课题，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沙巴州选带来的后遗症，也就是目前经历的第三波疫情。官方对第三波疫情开始日期定义在9月20日，正是沙巴州选竞选期。截至11月1日，自第三波疫情爆发以来在沙巴就出现了46个感染群，另外31个感染群是从沙巴引入传开散播到全国好几个州属地方。就连首相慕尤丁和卫生总监诺希山都直言不讳承认沙巴州选是我国爆发第三波疫情的导因之一。这无形中给公众的印象就是疫情期间举行选举就等于疫情失控。

前个星期，首相慕尤丁由于担心预算案议决不能被通过、进而导致政府倒台而触发全国闪电大选，就出了下策觐见国家元首要求颁布紧急状态，但被拒绝。卫生总监则分别在10月27日和30日两度在每日媒体汇报会里表示不希望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举行大选。他说如果非得要举行，就要遵循三个新的指示，即：1.无竞选大集会，2.无扫街或挨家逐户拜票，和3.无跨州或县助选。

两场补选相安无事

随后选委会表示将根据卫生部的三项建议拟定新的标准作业程序（SOP）。首相慕尤丁在同一天的网络直播演讲中说明，除非在特定地区颁布紧急状态，不然政府无从避免和阻止即将来临的沙巴三脚石国席补选和最迟明年中要举行的砂拉越州选。首相说的，绝对有联邦宪法和砂州宪法根据，因为悬空的议席必须在60天内举行选举来填补，同时砂州首长也有权在明年届满前寻求解散州议会。在演讲里，首相也认同不应该在这时候举行选举。

在此，我要为沙巴和选举制度辩护。自沙巴州议会在7月30日解散后直到提名日的前一个星期，社区感染病例仅有27宗，也就是每日少过一宗，当时谁又会想到后来引发灾难性的疫情？况且在沙巴州选前已成功在疫情下举办过了珍尼和仕林两场补选，都相安无事。社区仍有感染病源固然要提防及小心行事，沙巴疫情的败笔不是选举本身，而是助选团队的行为举止，是否他们有跟随SOP竞选？同时，正当菲律宾和印尼两国面临大规模全国疫情感染的高峰期，我们要问边防是否有效截停从邻国过来的无证移民？

全世界有不少例子

再说，疫情期间举行选举放眼全世界也有不少例子，包括昨天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随手拈来还有10月的纽西兰、7月的新加坡、波兰、克罗地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6月的冰岛和蒙古、5月的东非国布隆迪和4月的韩国。有数据显示这些全国大选并没有导致国家疫情突然恶化。只要社会各造遵循一定的SOP，选举本身就未必是疫情的催化剂。

就拿7月的新加坡大选为例。当7月时该国每日汇报的确诊病例数字都比我国高，可是竞选期间我们可看到各党竞选团队都高度克制、守纪律、不举行集会。他们虽然有扫街拜票但有人数限制，同时他们均带口罩并且严守不握手不拥抱的SOP。如果大家有机会翻看沙巴竞选期间的活动照片，就可看到强烈对比了。

我正想，如果大家可以在行管令期间出门工作，排队等候进入菜市场、商店、银行等地方处理日常事务，到底有什么理由说投票承担更高风险、万万不可呢？选举是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制度和法定程序，投票是公民的义务之一。卫生总监不应轻易怪罪沙巴州选，不好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进而越权劝阻政府举行大选。他的首要职务其实是确保各界可以安全或低风险履行民主义务。

政治人物应配合

而政治人物要做的则是配合卫生部等公务员和专家拟定一个可执行且合理有效防疫的SOP，并在疫情较消退、社区感染受控制的时候宣布解散议会。要了解，即使议会解散了，提名日投票日还是得择日进行，不会是当下就竞选和投票。所以，即使竞选前社区感染风平浪静，这也不意味著各方可以掉以轻心。

沙巴州选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借镜，但疫情失控未必是未来选举带来的必然后果。重点是政治人物、卫生部、选委会和社会各方到底从沙巴例子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群議良策》專欄202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