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08, 2020

六四事件和中國人

在我留學海外的時候,特別是在德國念博士時期,我有交情還不錯的幾位中國大陸朋友。儘管在大馬的大中華膠相當不理性,固然讓人厭惡和反感,但我也見到徹底反中國的相反面——那些人也有很多盲點和反智的言論舉動,到了對所有中國人深切的痛恨和歧視的地步。
我不會對所有中國大陸人一刀切認為他們都是邪惡政權的幫兇,因為我曾將心比心、深入地與這些海外留學的中國朋友溝通交流過。這些靠自己實力來到德國拿到獎學金升學唸博士班的中國人,自然不是來風花雪月無心唸書的官二代或富二代,跟他們交流可以比較深層。他們也因為來到了陌生國度,凡是在研究所遇到會講中文的人都如獲至寶,都熱情地當成同鄉。這點我沒有抗拒,也以熱情回敬,儘管我在研究所一直確立的是我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對德國人來說,或許分別不大,都是東亞人)。
敏感政治話題?肯定我們也聊過。你不能說他們對六四事件一竅不通,他們都.知.道.的。他們也沒有特地為政府辯護,知道這是個慘劇和負面的事,政府當時做這件事道德責任上是錯的,違反人權。
有一位朋友還告訴我他知道政府這樣不好,目前境內還是有很多反人權民主的事,而他支持和同情劉曉波,但他很洩氣的說在國內是沒辦法做什麼的。他雖然知情,他一個人沒有準備要犧牲和做什麼偉大事跡投入反制度的運動,他也知道這些代價。其中一個原因他要出來海外升學,就是要體驗比較自由的空氣,尋找他的理想生活方式,僅此而已。那是我跟他大概7-8年前的談話了,離開德國以後,我都沒有與這些中國朋友繼續保持聯絡。
我想,人各有志,我何德何能一味要求人家一定要為社會和國家(壯烈)犧牲呢?很多時候我都不會逼問他們為何不做這個和那個。有些大馬華人說得容易,在2008年前多少人曾站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在08年前就有累積一些經驗了,少來唬爛)
那麼共產黨人就一定邪惡?那時我在實驗室認識一位中國女生朋友,她的男友也在德國求學但分隔兩地。我也通過這位女生認識了他。有個週末我去柏林,順便找他借宿,當天晚上就聊了很多,才知道原來他曾加入共青團。他不吝嗇分享了很多他在制度內和待在解放軍時的經驗,還給我作了很多國際關係和軍事分析。
至於六四事件,他知道那是個人道災難,但他指出中共高層權力內部的變化,還有隨後的國家方向和政策及領導人意識形態都解釋了當時中共的選擇並非不理性,導致了這個無法避免的結局。我則認為其實可以用其他方式避免這麼血腥的鎮壓,他認同但理解為何中共當時要速戰速決。我不覺得他要處處為中共辯護,僅是提供局內人或中共處身角度分析,利害關係是一點,道德對錯判斷則是另一點,在那點上我跟他差異不大。他本身也對民主改革是有興趣的,制度內也有人去推,我那時才通過他了解更多一些平常在國際媒體上沒讀到的資訊。
我到了今天,還是不能認同中共政權,特別是它對所謂的‘自己人’(香港、台灣、西藏、新疆維吾人等)的鴨霸欺壓;對異議分子的管制和嚴懲;不談人權民主,只談經濟貿易和國際關係利益,這點我也會繼續批評和反對。
但中國人不能等同於中共人,在中國境內也有人是受害者,這點我一直都很明了。
至於六四事件,我的認知和判斷到現在還是告訴我,中共做錯了,這事件要得到平反,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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