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15, 2018

選舉猶如一面鏡子


為了「改朝換代」的理想,究竟底線可以妥協到多低多遠?選舉攸關公信力和言行舉止的一致性,縱使政治人物和評論作者有難言之隱,能否保持沉默而非突然急轉彎討好新舵主,辯稱一切皆為「大局」?不論選後誰來當家,公民社會仍需繼續大力推動制度改革,賦權壯大自身力量。有理想有原則公民組織必須恪守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互相支援、積極串聯,絕不能把民主改革話語權拱手讓人,淪為政黨傳聲筒。

編按:本刊即日起推出「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評論系列」,歡迎各位讀者交流指教。
【文/林志翰】
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今日投票,直到成績揭曉前未知誰掌聯邦和各州政權。有者期望甚殷,希望藉由馬哈迪掀起的反納吉、反國陣效應催谷馬來票,聯同上屆的華印裔支持票,一舉攻下布城。暫不論會否成為事實,本文主要討論本屆選舉對公民社會價值觀的衝擊與影響。
馬來西亞是權力高度集中的聯邦制國家,加上各州和地方政府,從房屋、教育、交通、健康、工作機會,乃至個人的表達自由,政治幾乎主導影響了大部份國人的日常生活。這些政策是由勝選執政的政黨在議會立法通過,若要改換制度則胥視執政黨的政治意願。
有機會執政的兩大陣營顯然舉足輕重,許多改革議程都得獲得至少其中一方認同才可进一步實現。正因如此,政治人物坐大,公民團體與政黨之間呈現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前者似乎需遊說和依賴後者才能實現最終理想,而不一定來自後者的主動意願。若非涉及影響選票傾向或政黨利益的議題,某些政黨是否願意推動制度改革,恐怕民意未必是決定性的考量。再說「單一選區相對多數」(First Past The Post,FPTP)的選舉制度,一般上限制兩大政治陣營的競爭,某方一旦被認定是「爛壞」的,另一方就可自恃是唯一的替代選擇,挾民意自重,無視那些不符合政黨利益的改革建議。
本屆仍有不少政客進行負面競選,標籤、嘲弄、污衊和謾罵對手,不談政策只取笑政敵,似乎別人做不好自己一定比較行。在華語和其他方言的演講場合,尤其愛把對手「動物化」描繪成雞和河馬。除了熱門的廢除消費稅和大道收費站,鮮有聽聞希盟政治人物談論競選宣言裡的其他政策。縱使國陣長期執政下弊病叢生、醜聞不斷,但形容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失敗的國度,把選舉定調為「拯救馬來西亞」,未免太言過其實。
批鬥異見有違理性論政
一些社運人士為了換政府這個「大局」,不惜為反對黨聯盟搖旗吶喊。選舉固然是要作政治選擇,這無可厚非。況且社運份子和知識份子參政也非什麼新鮮事。他們雖未參選卻為選戰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身體力行實現「先換政府,再換制度」的理想,相信沒人會質疑其誠意。不過,那些偏頗具誤導性、「紅衛兵式」批鬥異見的評論作者,必須為他們的言論負責。
更大的問題是,為了急切推動「換政府」,社交網上不少政客和政黨支持者近乎失去理性論政能力。黨同伐異,只顧標籤他人,甚至口出惡言辱罵質疑者。我認為政黨論政的文化很重要,一旦上樑不正,久之必產生大批種族沙文主義支持者,成為政改絆腳石。
讓我心寒的是,有者願意迎合政客吹捧希盟首相人選馬哈迪,為其背書,無視過去二十二年破壞國家制度的惡行,刻意淡化甚至為他辯護。儘管馬哈迪已多次在不同訪談裡否認任相時期的重大污點,推諉塞責,依然有人願意相信高齡九旬的他已知錯,甚至為他的競選短片感動落淚。
即便馬哈迪領導的是一個新的種族性政黨,吸引多名巫統時期的舊部屬(如前財長達因)助選,還是有人選擇相信他願意帶領希盟改革制度。加上其政治演說鮮少描繪改革議程,甚至對消費稅、公立大學和大道收費等希盟政策出爾反爾,箇中誠意可見一斑。我們常聽見有人說勝選後要把政敵夫婦送入牢房,卻無人追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貪腐醜聞,難道當時在位者絲毫不必負責?選擇性的正義不是真正的正義,那不過是雙重標準的政治權謀。
至於評論圈和社交網絡的最大爭議,就是為了「改朝換代」的理想,究竟底線可以妥協到多低多遠?任何政治人物和評論作者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字,都會在網上留下痕跡,覆水難收。假使為了獲得權力,選擇「遺忘」過往的批判,叫「烈火莫熄」的廣大支持者情何以堪?
言行一致始能無懼檢驗
這攸關公信力和言行舉止的一致性,縱使他們有難言之隱,能否保持沉默而非突然急轉彎討好新舵主,辯稱一切皆為「大局」?既然敢於出爾反爾,為何不能誠實地面對批判?有些人選擇在「不對的時候」揭穿這種虛偽時,難道就該被羞辱為「自命清高」嗎?即使華社在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下選擇票投希盟,也應該時時攬鏡自照,切莫變成自己曾經厭惡的人。
本屆大選最諷刺的是,國陣居然剽竊民聯時期的「Hidup Rakyat」口號,希盟場合則「Hidup Tun」之聲不絕於耳。還有多人決心將「Reformasi」和「Ketuanan Rakyat」貫徹始終?常有人忠告從政莫忘初衷,另一邊廂選戰開打前就先內訌暗算黨內對手了。
總之,不論這次誰來當家,公民社會仍需繼續大力推動制度改革,賦權壯大自身力量。有理想有原則公民組織必須恪守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互相支援、積極串聯,絕不能把民主改革話語權拱手讓人,淪為政黨傳聲筒。民主改革沒有捷徑,我們終究仍需努力。


Tuesday, May 08, 2018

投票的民主意义和考量

第14届大选投票日近在眼前,各党派的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吸引选民的注意並爭取他们的支持。除了联邦直辖区和砂拉越,各地选民在这一届大选握有两张票:一张给国会议席,另一张则给州议席(若恢復地方选举,才有第三张票)。
可惜,我国沿袭自英国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FPTP)选举制度,意味著对候选人或政党的支持不能分开(儘管胜选后议席隶属在议员的名下),这造成了一些中间选民的困惑。当候选人与政党都不同时处於心头好之际,社交网上开始出现「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的辩论。本文尝试分析以协助选民作出选择並瞭解其选择的意义。目前在我国,选民前往投票履行公民义务,选择將是票上印有的候选人(对有意者,废票也被视为一种选择)。候选人同时也代表政党(或阵线)或独立人士。所以,当选民在相关的格子里画个「X」,代表他表態支持这个候选人和政党。
投人还是投党?
在民主国度里,赋於人民投票权选出自己的代议士和政府,首要的假设即选民是理性的,每张票表达一把民意声音。至於投票选择是什么,没人应强迫,因为投票是个人秘密。社会和各政党必须尊重个人的理性决定,毕竟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而达至不同的结论和决定:有些为了个人利益,有者考虑社区利益,当然也有人设想共同的国家社会利益。
这些利益不是没衝突的,比如说某些团体的短期个人利益或许不符合当地社区的长远利益等。是否这些利益在每个层次都能一脉相承,而你选择支持的候选人和政党在某个程度都能满足你?因此,选民应考虑心中是否已有属意的支持人选(即「代议士」的决定),再参考是否需要顾及全国或全州「大局」而策略性投票(即谁来当政府的决定)。尤其后者要看该议席对整体选举成绩的影响——到底这是个关键选区还是其中一党派的堡垒区,各党候选人的胜算如何。
先谈选代议士的决定。选民应参考的是该候选人过去在当地的服务记录和议会表现。若是新人则胥视他的政治言论、態度和能力表现是否符合选民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由於代议士代表当地社区选民,需要不时与选民接触以协调解决当地问题並把民声请愿带入议会里,那么所谓的选民服务相当重要。选民应该不开心选到「睡觉」或/和「应声虫」议员。所以,其中一个情况是,当选民纯粹基於所属政党而把票投给某候选人,当选后那议员可能就挟持民意把支持他的选票当作对他的认可而「做坏事」。「选人」是为了不要后悔当初的知情决定(即「含泪」投给了已知的所谓「烂人」)给当地社区未来5年造成的直接影响。
  选党是跨区集体的力量

投选何党做政府的决定是间接的,胥视全国或全州的选举成绩。对此,选民必须先明白其候选人代表的政党政纲和竞选宣言里的承诺。如果是选联邦政府,你要关心经济、政治、司法、社会、媒体、文化、交通、教育、卫生医疗等联邦领域的制度改革。倘若是选州政府,你需关注的是地方发展规划和治理、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福利等的政策。
假如有政党提出相反的政策观点或过去作出损害你的(本身、社区或共同)利益的行为(即「烂党」),那么该自问的是,代表该党的候选人是否也持有相同价值观或会作出同样的行为。换句话,「选党」是为了要確保较认同的党能执政並有意愿去落实政纲和宣言承诺,若无法执政也可有效地受人民委託在议会里推动其理想价值观和政策。
  投票的策略性思考与判断

在现实政治环境里,未必每个选民都有两全其美「人和党」的选择,也不必然选民一定需要如上所述的「策略性投票」(比如说投选认可的小党候选人)。有者对候选人的选择无感,甚至同时不满两大政党阵营却又没第三选择可投(有些选区就是如此),这些选民或许觉得无奈而考虑不投票。
笔者认为,即便如此,选民仍有义务出来投票,就算决定了不要把票给任何一方,废票也是一种声音。有人非议,投废票是消极和情绪化行为,等同於弃权拱手让人作决定。但若有关议席出现高比例的废票,参选政党应该在事后检討为何无法说服这些选民寧可把票作废也不肯转向支持他们,而不是责怪选民。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较能认同的政党派出素质低劣的候选人同时其他党却推出比较优秀的人选,有意教训前者「烂人」的该区选民需考虑到该议席是否举足轻重影响政权的更换。当那议席是该党(或敌对阵营)的堡垒区而预料不影响政权之际,那么选民大可考虑选择用选票表达自己真诚的声音。
无论委派的候选人素质如何,如果一个政党联盟能说服全国大部分人民相信「换政府、换制度」,然后大伙儿心甘情愿地策略性投票给该联盟胜选,相信不会有太大的爭议,因为那是民意所向。政治人物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应相信选民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智作出最佳判断和选择,让投票成为表达民意民声的指標。选区划分极为不公已是事实,这次的大选该支持谁,就让人民自己用选票决定吧,回归投票的民主意义!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名家論政版2018年5月5日

Thursday, May 03, 2018

The State of Malaysia’s Public Health (Penang Monthly May 2018 issue)

The State of Malaysia’s Public Health

Malaysia's Healthcare: A Public Service Legacy under Strain (Penang Monthly May 2018 issue, cover story)

Malaysia's Healthcare: A Public Service Legacy under Strain

Thursday, March 29, 2018

數據引領的參與式民主



對這個課題,我已有更深化的想法和行動。本週專欄我寫的,可以說是我個人標誌性(landmark)的思考。請多多指教!
原標題:數據引領的參與式民主

地方数据优化社区建设

谁设计我们的城市?有没有人曾想过,为何地方的设施和建筑如此规划?然而,在计划被拍板执行前,当局有没咨询居民的心声和想法?对于身居的社区环境,到底我们拥有多少说话权和影响力去改变现况?在提出城市发展的看法前,到底我们有多瞭解自己的社区,而我们的意见又是否客观及符合事实?
这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因为在我国社会一般是由上而下运作的。身为政策研究员,我常在获取地方级別数据之际碰到困难与挑战。
这无关乎我花了多少功夫和时间,很多时候就连我居住的城市最基本的人口统计数据也缺乏,甭提更小单位的社区资料。而我有兴趣知道的地方人文社会指標(social indicators)数据更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因为在我国社会一般是由上而下运作的。身为政策研究员,我常在获取地方级別数据之际碰到困难与挑战。
其实很多官方发佈的数据通常只匯总合计到国与州的级別,地方分类的数据一般民眾不得而知。事实上,政府的相关单位对城市地区的人文社会数据收集也相当有限。
掌握问题基本认知
然而,若要社区成员在知情下作集体决策,那么准確的地方资料和数据就不可或缺。没有类似的资讯引领,居民又如何知道目前问题的背景和大小程度局限?
打个比方,在召开社区市民大会探討非法垃圾处理问题之前,所有参与者应要有资料列出非法垃圾场的数目和准確位置。同时,他们也该清楚社区存放的垃圾大箱桶的数目、位置和清理频率。一旦居民们都掌握了这些基本资料,那么他们將更能提出洞见確认导因,最后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上个月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我出席了一场由印尼「吾城基金会」(Kota Kita Foundation)主导的技术工作坊。该工作坊导师举了不少民眾参与式的城市规划与发展范例,说明了居民们有知情权及被赋权参与社区决策后的影响力。
亲身体验社区研究
我在场学习和体认到三个技巧的重要性,即(一)蒐集社区数据,尤其是当该资料没出现在官方记录;(二)呈现数据分析与传达视觉资讯给普通百姓以便他们能更清楚掌握社区议题;(三)举办与主持咨询会並引导討论达至协作方案解决问题。
诚然知识可解放和赋权社区居民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一些外来的组织和专家或许真诚欲协助当地人,但要提出合理又能符合当地文化的建议或方案前,他们须走入社区亲身体验並与当地人接触交流。信任是社区最重要的人脉「货幣」。
我学到的是,若要当地人开敞心怀提供更多资讯协助地方研究,那么与他们打好人脉关係就不容忽视了。
一般情况,若有当地的一些熟悉又受尊重的面孔或领袖带领下介绍社区和居民会是上策。一旦关係確立了,要贏取当地人的信任就事半功倍。届时有些热心的居民甚至还会主动献慇勤协助研究,他们也许出自于好奇心或对该研究深感兴趣,只因这关乎他们的社区。
参与式民主的过程之所以美好,因为它能塑造社区对特定课题的集体共识。可是,这过程有时需要专人透过清楚易懂的数据分析和视觉呈报,解释这些课题给民眾。
问题是,一些专家或许低估了当地人对地方规划的瞭解能力,不经意地强加了自己的意见和价值观给该社区。这带来反效果不难理解,居民们会觉得自己被外人指点和负面批判,反而加深了他们的抗拒和反感。
所以,倘若我们要当地人接纳一些点子,或许当个协调人会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去探索、討论乃至延伸和接受新点子。最终社区若能自决寻找最能认同的方案,对当地人来说应该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邀请与召集有关联及影响力的利益涉及者和地方官员出席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棘手的过程。倘若成功,这將可为社区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主持人需引导確保整体討论能专注不离题,同时需准备適当问题拋给出席者,以確保在座每一位的看法有被聆听。
较有经验的主持人会明白,较小的分组討论能更能鼓舞出席者开口,同时也会发现若有大人物出席会议,或多或少会影响出席者畅所欲言的意愿。
我相信,民眾积极参与集体决策是社区活跃的表现,更是地方民主的基石。居民协会或非政府组织可成为社区成员之间协调和组织的平臺。
然而,截至2017年6月社团註册局所登记的62,678活跃组织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类似「吾城基金会」模式,以数据掛帅的民眾参与式组织?除了恢復地方政府选举,我呼吁地方当局能释放更多的地方资讯,同时投入资金和技术资源以赋权草根组织共同寻找地方解决方案。
数据「群眾外包」
幸运的是,我国的网络覆盖率相当高,尤其是市区的流动网络。这足以支持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和网站进行数据「群眾外包」(data crowdsourcing)。事实上,某些政府单位已顺应趋势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架设了数据共享以及公眾投报的平臺,例如檳城的Better Penang应用程式和PeGIS。
可惜的是,尤其是前者,迄今仍没完整的数据系统开放给公眾下载读取,进而作资料分析。我期望其他政府单位亦开发方便使用且开放式的应用程式,供草根组织进行地方研究来解决问题与建设社区。
最后,我支持「吾城基金会」的愿景,即一个理想城市应由知情与被赋权的市民建设和共享。若有积极活跃的社区,集体决策不仅能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质,同时也加强居民的归属感与守望相助精神。再说身为公民,我们绝对有权要求具有包容性、透明度以及社会公正的良好施政治理。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8年3月24日

Monday, March 12, 2018

Evidence-bas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building our own cities


The original uncut version of my TMI article text is below, the editor has left out quite some lines I wrote, even watered down the title (ok, i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the prerogative of an editor. I thank them for the publication though).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bottom up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in addressing and solving local issues. Most of all, to empower citizens and communities. I see myself setting up similar kind of evidence-based participatory NGO in near future, but firstly I should learn up some GIS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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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Evidence-bas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building our own cities

Who designs our cities? Sometimes we wonder, why are our voices and views not even consulted before structures and amenities in our surroundings are erected? As members of our local communities, how much say and t power do we have to change the settings in our own neighbourhood?

Even before offering our views on certain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our city, how well do we actually know our community, and whether our opinions are just subjective or truly have basis in evidence? This is a real issue in Malaysia, where it is usually the case that we see a top-down organised society.

As a policy researcher myself, I often find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disaggregated data at local level. Many a time, I have spent no small amount of effort searching for the most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bout my city (not even down to neighbourhood level), but rarely did these searches yield much demographic breakdown by many social indicators. Most officially published data are only aggregated to national and state level, while disaggregated data remains unavailable to the public. Moreover, government’s data on urban communities in specific localities tends to collected in very limited categories by the relevant agencies.

Informed and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by community members should be based on accurate local data and evidence. Without the latter, how could one possib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text and scale of a problem in the community? For example, before convening a community town hall meeting on open illegal littering or waste management issues, all parties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number of illegal dumpsites and their exact locations. Also, community members should be made aware of the number of communal waste containers installed within the neighbourhood, their locations, and how often they are cleared. Once this basic information is known, community members would then have a clearer sense of the context and issues that need to be discussed. They would also be better placed to offer insights, identify the causes and suggest reasona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n 9 February, I attended a skills-training workshop session conducted by the Kota Kita Foundation from Indonesia, at the 9th World Urban Forum which was held in Kuala Lumpur. The facilitators of that workshop gave many examples of good practices in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iming at foster participation of well-informed and empowered citizens in better decision-making at community level. Attending this workshop made m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i) skills on collecting local data through a participatory process – especially if such data is absent in official records, (ii) skills on presenting data analyses and information visuals for lay people to have clearer grasp of local issues, iii) skills on conducting consultative sessions and guiding discussions for collaborative solution design.

Knowledge can liberate and empower communities to make better informed decisions. Some NGOs and experts from outside might be sincere in wanting to help the locals, but to offer sound advice or solutions that are adaptable to the local culture, one has to walk into the community and engage with the locals. Trust is the most valuable ‘currency’ for conducting community studies. I learned that, to encourage locals to open up and offer information, fostering local ties should never be overlooked. Usually the local leader or a well-recognised and respected person in the community would be best to approach first. Once these ties are established, it is easier to earn the confidence and trust of the locals to help with data collection. Some might be even genuinely curious and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which involves and concerns them.

The beauty of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is that it creates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issue. However, one still needs to lead and inform the people what the issue is, via clear and easy-to-understand data analyses and visual presentation. Some experts might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locals to understand urban planning, and too forcefully impose their own views and values on the community. This may be counterproductive, especially if it creates resistance and resentment from community members who feel as though they are being negatively judged. Thus, if we would like the locals to adopt certain ideas as their own, it might be more helpful to assume the role of a facilitator assisting them to discover, discuss, develop and finally embrace ideas. In the end, self-determination in finding the best solution for local issues is the most fulfilling experience.

Inviting and gathering the most relevant and impactful local stakeholders and authorities to a working session is a tricky process, but one which, if successful, produces results in positive change. Facilitators would need to guide the discussion to ensure it stays focussed throughout, and also prepare the right questions so that the voices of each and every participant are heard in the meeting. More experienced facilitators would realise that smaller breakout groups are more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speak up, whilst the presence of high-rank and powerful officer(s) in large groups may hinder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views.

I believe that active communitie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local democracy, which is about self-determin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in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In line with this, residential associations or NGOs are good platforms for community members to organise and coordinate among themselves. Out of the 62,678 active organisations registered under the Registry of Societies Malaysia (as of June 2017), how many practise the evidence-based participatory citizens’ solution model exemplified by Kota Kita Foundation Indonesia? Besides the reintrod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I would urge local councils to engage in greater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committing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to empower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to find local solutions.

Malaysia is fortunate in that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especially mobile networks in the urban areas, is high enough to support data crowdsourcing from mobile apps and websites. Some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harnessed on this trend by setting up data-sharing and/or incident-reporting platforms via mobile app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portals. Some examples of this include Better Penang app and PEGIS in Penang.

It is my hope that other governments will also consider developing open-access and user-friendly tools, so as to enable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to perform local community social studies for problem-solv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purposes.

Finally, I share Kota Kita’s vision that a model city is shaped and shared by informed and empowered citizens. With such proactive communities,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can truly make a differenc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ving, and thus foster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olidarity among the people. As citizens, they are entitled to governance that is inclusive, transparent and socially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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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ed version is published here at The Malaysian Insight, Voices, March 11, 2018.


Sunday, February 11, 2018

爱护家园阻高空拋物



今年1月15日发生在吉隆坡斯里班底人民组屋「高空拋椅」的命案,带走了一名15岁印裔少年的性命。吉隆坡市政厅隨后採取措施铺张了安全铁网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可悲的是,部分居民依然故我恶习不改。根据2月3日的媒体观察,才不过两周铁网上已累积了不少被拋下的垃圾,大部分是食物和饮料。
与其说这只是斯里班底人民组屋独有的现象,不如说这相当普遍存在于我国的组屋区。一般上,越廉价越缺乏管理维护的组屋,高空拋物的情况就越严重。令人费解的是,有居民愿意贪图一时方便而不惜弄脏家园,增加对自己的安危风险,损人不利己。
逐渐式集体墮落
要解读垃圾虫现象,扩大范围来观察,君不见有人驾著豪华房车也隨手往窗外乱拋垃圾、垃圾堆积在排屋区的巷口或后巷,又或者夜市集后街道留下的残渣异物?这些证据似乎说明有人认为这些行为並没有错。常听闻的借口有三种:一、不负责任型:「会有人来打扫的啦!没人丟垃圾清洁工人不就失业了?」;二、懒惰型:「找不到垃圾桶哦,难道你要我手拿著垃圾回家?」;三、人云亦云型:「你看,別人也这样做,地上都是垃圾,为什么你就只骂我一个?」。
回到组屋的高空拋物恶习,借口其实也相当类似。我曾住在檳岛的一个廉价组屋单位,体会很深。自扫门前雪的住户不少,他们总爱把垃圾灰尘扫出门外的走廊,因为可让清洁工人打扫清理。再来就是懒惰下楼丟垃圾的居民,以电梯等很久、电梯故障或带垃圾下去会很臭很尷尬为借口,就乾脆直接往窗外「解决」。
当然,最大的诱因是他们看到別人乱丟垃圾没受到任何惩罚,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不认为如此做有何不妥。那是逐渐式的集体墮落,最后形成了一股不良风气。毕竟公民意识和公德心不是在学校教了人民就会实践。
案例愈多,法律愈虚
严格来说,高空拋物的举动即便没造成他人人身或財物损伤,也是犯法的行为。若垃圾落在公共场合,该人就触犯了1974年《街道,排水与建筑法》第47条第一部分;若落在组屋区內,则触犯了2015年《分层管理(维护及管理)条例》附表三第9和第26条。
前者地方政府可採取行动,后者则由组屋管理机构执行,犯法者將面对罚款。可是一旦该举动造成了人身或財物伤害,那么肇事者就得面对刑事法的提控和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吉隆坡市政厅早前也宣佈有意根据投报为惯犯的单位大门放上枷锁以示惩罚。我认为,若有关当局高调严厉执法,或多或少可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问题是,每天有太多类似的案例,执法人员人手有限难以通过执法来全面有效地控制情况。如果越来越多犯法者屡试不爽又没得到应有的惩罚,渐渐地法律就如同虚设没阻嚇作用。
有者议论说组屋管理单位的角色举足轻重(不管它是共管机构JMB或管理机构MC),若他们能定期维护组屋设施、定时打扫清理並揪出害群之马,就能抑制垃圾虫现象。可是,由居民组成的组屋管理单位就是问题所在,特別是廉价组屋的。
首先,担任组屋管理机构的职位本来就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虽然那是义务工作,却得忍受其他居民的高要求、隨时背负骂名甚至被人怀疑滥权不正直。
拖欠管理费恶性循环
可是,管理机构要有效地运作得靠居民定期准时缴交管理费,才能確保组屋內的基本服务正常操作。比方说升降机的维修相当重要,但却是最贵的项目之一。组屋区內的垃圾处理,居民共享空间的水电费和清洁杂费也需管理机构代居民缴付。但是,向居民徵收管理费却恰恰是最棘手的事情。
以我曾住过的廉价组屋为例,虽然月费仅70令吉,我目睹所谓拖欠管理费的「龙虎榜」──有者可拖欠几千甚至过万令吉的债务。这意味著那些屋主好几年没还债,他们或许出租房子给人而没住在那里。一旦管理机构拿他们没辙,难免会影响准时付费的其他住户的观感和不满情绪。
这个状况延续下去,管理机构会面对钱不够用来提供服务,渐渐导致更多住户因服务不佳为由而拒绝继续缴付管理费,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最终这可能导致管理机构財务瘫痪,组屋內问题丛生无人打理。长期的垃圾堆积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变相「怂恿」一些居民乱丟垃圾。
公民意识与邻里精神
根据2013年的「分层管理法令(Strata ManagementAct),拖欠管理费是犯法的。组屋管理层可禁止违法的屋主使用公共设施包括停车场,甚至可冻结他们的电子入门卡。只是对廉价组屋住户来说,这些可能都不是他们享有的设备所以没有阻遏作用。因此在2013的法令下,分层管理仲裁庭(Strata Management Tribunal)可协助组屋管理机构追討欠款,並能把违法的屋主提控上法庭,最后屋主可能罪成面对罚款不超过25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3年。
最好的情况是,当绝大部分的住户都能准时缴交管理费,组屋內服务管理维护妥当,住户也因此提高对自己家园环境安全卫生的要求。最有效推广公民教育的方式就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在各角落传达安全卫生的讯息並互相监督,最后形成一股爱护家园的风气不容许糟蹋破坏。
如果左邻右舍都守望相助举报捣蛋者,那么有廉耻之心的居民就不会想成为被社区谴责的害群之马。追根究底,集体的公民意识以及对家园环境负责任才是解决高空拋物恶习的长远之计。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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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文章篇幅已達兩千字,我就抽起了描述兩則小故事,就在我曾居住過的檳城廉價組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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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亲眼目睹两起事件。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喝完了包装水就将塑料瓶子从15楼随手一抛。我立刻喝住她告诉她不可这样做。我还来不及苦口婆心劝导,那女孩的妈妈就赶紧把她牵过来,眼睛不敢直视我但却听到她对女儿轻声说不用理我。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阿伯在底楼将工业木碎缓缓地倒往沟渠,而当时的沟渠已堆有塑料袋等垃圾,大垃圾槽也在不太远处。我就用半咸不淡的福建话劝阿伯拿去垃圾槽丢,他愣了一下不确定有没听懂,然后再继续清空他的那一袋。所以,维护家园环境卫生的公民意识薄弱问题并不分男女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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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曾聽一位在野黨國會議員怪罪外勞集中居留在廉價屋,結果導致垃圾問題叢生。我對此指責嗤之以鼻。在我以前居住過的檳島內湖區,確實有很多廉價屋都住了外勞。以我自己的觀察發現,一些外勞更為集中的廉價組屋裡面走廊和大廳反而乾淨太多了(雖然組屋的外觀因多年沒刷新漆而看起來‘髒髒’)。我也有當地的居民和小本生意人可以作證,我曾居住過本地人居多的廉價組屋比起那些外勞集中的組屋骯髒危險很多很多。我也相當害怕高空拋物的可能性,因為親身目睹他人(都是本地人哦)這樣做。
雖然外勞肯定也有很多種人(包括自私的垃圾蟲),但我希望本地人不要自己有什麼優越感反而要自我鞠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