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雪隆区第15届学生记者，对于孕育我学记生涯的星洲日报‘间接’收购南洋商报（更为准确地说，星洲日报社长收购南洋）的事件，我应该公开表达我的立场和心声，以免被指责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我想论证的是，即使我曾是他们（星洲日报的笔杆打手）所谓‘沉默’的一群学记，却不曾是支持收购和垄断立场的一派。所以要论证是否是‘大多数’，还得作全学记调查投票方能知结果。我不会去如此做，除非投票结果可以肯定促使张晓卿先生改变主意脱售南洋。要不，星洲日报可以号召开学记特大，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会以数据来论证，否则可别把特大号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回首当年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事件，星洲日报曾大力反驳无数的指责，说社长没有参与收购。当时正当我刚加入学生记者这个家庭，虽然我不很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内幕，但是我选择相信了它（星洲）。每逢别人攻击它，我都会为它袒护，认为既然它的原则是‘正义至上’，它在公开声明里说的每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明人不做暗事，外人的指责一定是诬赖，可能就如星洲日报的某些职员所说--有背后的议程，或妒嫉它的成就。
打从我参加学记培训营开始，我就以报馆里资深的记者为学习榜样，也相当尊敬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所谓的‘无冕皇帝’，就是应该有理想冲劲，追求正义自由原则，发挥崇高的媒体精神。这些都是我很想学习的，并向他们看齐的。首先，在还未正式被录取为学生记者，我必需认真，小心翼翼地写一篇议论文和一篇申请书（《为何要加入学记》）呈交上去。精神紧张地等待回函邀请我去面试，然后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通过了这一关后的我才被正式录取（当时学记队伍严格控制人数，每校只允许最多派出4位）。这还不是最后一关。要获取学记证书，还得交出一定的成绩。从这点来看当时学记队伍的素质，给我的感觉是，星洲日报是非常用心和有诚意地栽培学生记者和严正看待学记队伍，并给于每周一个全版位的空间让学记极力发挥。另外，《学海》和文教组的职员都看起来很有文化修养，专业和勤奋，留下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更是一度认为文教组主任曾毓林先生是因为工作太忙碌和他的奉献精神，而仍是单身汉。
那段担任学记的期间，我常翻开星洲日报阅读，留意并比较刚被马华收购的南洋商报，首先发觉南洋商报确实改变了很多（俨如党报），接下来感觉到星洲日报的言论版在写作人罢写后也开始逊色了很多（后来才懂得其真正的原因—这些都不是在星洲日报可以读到的）。很多评论总是感觉上四平八稳，搔不到痒处，似乎不如以前我阅读时精彩。也有朋友总是质疑星洲日报报导的公正性，我就以它也有报导反对党的新闻来为它袒护（虽然知道反对党报导幅度的大小）。我也尝试去体谅星洲日报在《印刷法令》下的限制和曾被关闭过的苦衷。曾毓林先生更有教导我们要如何懂得寻找报导中隐藏的意思（underlying message/ isi tersirat），还有如何读‘中间线’( read between the lines)。虽然我认为这是有些偏离记者确实和准确报导的原理，我还是不明白--明明摆在面前就是事实，为何要那么含蓄？ 他回答说：‘作记者要识时务’，‘作记者就好像要越过地雷池，要步步为营，哪怕一个不小心踩中了就会粉身碎骨，完蛋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原来这些日子以来至今，这全都是他的理念。眼看着他几乎还在地雷池面前原地踏步，我对他的期望已幻灭了。
后来得知报章上有越来越多的‘敏感’课题被禁止报道，包括猪农事件和白小事件。当时我尊敬的学记负责人谭贞洁小姐秉持着记者要懂得社会关怀，要探索社会课题的真相，毅然带领我们这一班学记新人朝向着这个理想方向。她说，没有任何的课题本质是‘敏感’的。它只所以会敏感，是因为人民被禁止谈论而存有偏见或无知。她一直努力地灌输崇高的记者精神和理想给学记队伍。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深深认同的。在她担任该职位期间，作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决定，比如说她主动带领了我们去拜访坐落在武吉不兰律的猪农，并与他们深入交流。之前她更有邀请学者来向我们讲解这课题的来龙去脉。除此之外，她也带领我们进入白小原校，去了解保校社区运动的斗争。针对这两个活动，我也写了报告稿件。尤其是有关白小事件的报导刊登在雪隆区的《大都会》，年纪不及18岁的我初次感受到被删稿的不悦。我相信我的负责人对于打造社会关怀的学记队的理想一定也曾承受来自上层很大的压力。终于在筹备1个月的全国中学生人权营的努力和坚持被告吹后，我尊敬的负责人忍辱负重，为了更高更远的理想和信念，下定决心辞职出国深造去了。就这样，星洲日报失去了一位具有正义使命感和抱负的记者，证明在报变事件前后都不乏优秀的记者和职员。分别在于，这些人才是否愿意为星洲日报高层的利益卖命或付出代价。
从这些种种事件的演变，让我更进一步看清楚一些事实--星洲日报的真面目和其秉持理念的伪善。随后，当我开始阅读电子报《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进一步证实我对星洲日报的看法。掩盖新闻，无情打压封锁一些时评家和学者，扭曲事实真相，以匿名或假借读者身份的方式来谩骂批评者（而且几乎都不点名或写出处）等等，哪个是有大报风范？又有哪个符合‘正义之上，情在人间’的原则？讽刺的是，如今到底星洲日报要设下什么典范给未来和在藉的学生记者学习？难道要年轻的一辈也向他们学习资深报人的堕落？难怪近来的雪隆区的学记素质每况愈下，甚至没有了以往的筛选制度，大量收录学记滥竽充数。试问新学记到底有从其负责人学习到任何媒体精神和社会关怀理想吗？我想大概没有，反而我愿意相信有不少的新学记是抱着交友和联谊的心态进来，其中也可能有少数是来吃喝玩乐的（因为现任负责人钟进贺也许会给人错误的印象）。大家可以检验近年来学记队伍举办了什么样活动，写出了什么素质的稿件，窥探而知。如果学记队伍是给人进来觉得好玩的话，就要想一想当初成立这支队伍的宗旨了。我想，学记队伍的资源既然是来自星洲日报，而星洲日报的资源是来自华社（广大读者）一路来的大力支持，学记应该懂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这道理。以学记的身份去接触社会，更可以充分体现‘情在人间’的价值。
星洲日报可以一再否认垄断，可以‘嫁祸’给他们的社长张晓卿先生，还是无法洗脱同一个家庭利益的关系。但是，星洲日报的资深报人和一众文人墨客一再为他们的主人卖命，涂脂抹粉，歌颂起舞，粉刷太平，也无法掩饰他们的虚伪伪善的一面。他们的老板能仗着垄断市场90%之力压制或控制兴论，他们也居功不少。无论现在他们如何辩称，也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在2001年他们替老板发表‘没有参与收购’的公然谎言。这就是‘正义至上’了。如果他们没有悔改，继续沉沦堕落，希望真正正义的一天会到来判决他们，把他们写入历史，成为媒体系的必修反面教材。
我相信很多星洲日报的记者职员都不是自愿如此依附于堕落的一群，但是奈何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和饭碗的问题，忍辱负重继续担杠他们的角色，暂时压抑着他们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虽然如此，我认为浪子回头还是岸，我仍期待那些所谓堕落的资深报人可以觉醒，以老板强大的媒体集团的垄断优势之下，极力争取新闻自由，而不是助纣为虐反过来打压新闻自由和同行。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将功赎罪，不必担当千古罪人。
我本身绝对相信改变是要通过改革制度，而不是寄托在于人治。以现在的格局，在张晓卿媒体集团底下的报业人士，若可以团结一致，显示自己的专业精神和诚意，必然可以协助改善制度，将来同业们，华社和广大的人民就有更美好的日子过了。他们也应被记一功！那时媒体系的教材就会改写道：星洲日报媒体报业人士，扮演了‘卧底’的角色，背负千夫所指的耻辱，卧薪尝胆，最后成功策略性地为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开阔了天空，征服了专横独裁政治压力的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