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宗接代」背后思考

新春佳节遇到亲朋戚友，相信他们对你的好奇和关注的议题通常围绕在那几样一般见识和预料的事。我也不例外，但今年我遇到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有位至今仍单身的好友问我这个已当爸的：「为什么要有孩子？」。看似简单的问题，以我目前的身份情况本应要有个完整的答案——我尝试当场回答却不太满意我的答案。

回到最根本，我与伴侣喜欢小孩纯粹一起「想要」，討论的是「要多少个」，而从没想过「为何不要」。我也不曾问过我父母为何他们要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前阵子就发生了一个趣闻，有位来自印度孟买的年轻人扬言要起诉父母「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生出来。

传宗接代是答案？

「为什么要有孩子？」值得深思，因为世上有不少父母因「意外」而诞生小孩。有些因此奉子成婚，有些则成为单亲。后者未必比前者的情况更糟糕，关键在于前者的婚姻生活是否美满。更常见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已婚伴侣未作好准备为人父母，就为了符合家庭期望和/或屈服社会压力（包括每年新年会遇到三姑六婆的「拷问」）「传宗接代」去了。

或许在传统家庭文化下的熏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要这样做才正確」。其实，我认识的同辈朋友当中，也有一些开始质问这个传统的观念。他们想过了，决定不要有小孩。我一点都不会用道德批判这些朋友，反而会接受和尊重他们的决定，只要他们已理智地经过深思熟虑。

先从「不要有小孩」这个立场角度分析为何这不是个坏事。有些人已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小孩，特別没耐心和爱心长时间照顾他们。一旦当上父母，就是一辈子（或至少到孩子成年前）的养育责任，这不是能中断、反悔或逆转的结果。如果已知不会对孩子友善、不准备花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们美好童年和塑造他们的人格思想，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生小孩。与其孩子来到世上对双方都是伤害或是不快乐的泉源，就乾脆不要。

有时我想，那些虐待、忽略或遗弃孩子的父母，是不是在以上所述的思想状態下错误地把孩子带来世间受苦？

  不要小孩的现实理由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要有小孩是因为经济考量。他们认为养育小孩花费庞大，在薪水近乎停滯、增长赶不上生活费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真的「很贵，养不起」。我承认小孩赡养费不小，但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和其他长辈）在財务状况比目前的这些人还更糟糕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决定要生下小孩。一来可能是现实的他们寧愿把钱留给自己也不愿意「投资」或花费在小孩身上，又或者他们真的觉得无法在財务上给孩子一个「有素质、有保障」的生活。

华裔生育率最低

那么，如果自己已过了「不要小孩」那关，是否就等同于知道为何要生孩子？传宗接代或许是传统观念，但无可否认很多人仍持有该观念，认为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道路、必执行的神圣任务。

虽说如此，但我国统计局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数据显示，15至49岁之间的妇女生育率已从1970年的4.9婴孩跌到2017年的1.9婴孩。自从2013，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一直处于2.1以下，换言之就是无法达到人口更替水平標准。华裔妇女的生育率仅1.2，为三大种族中最低（巫裔：2.5，印裔：1.3）。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多少对已婚华裔伴侣没小孩，相信生育率低除了是现代男女不育问题、太迟婚或不婚、因各种原因停留在只生育1-2个小孩，还有不育主义的男男女女（包括同性恋）。

对城市华裔新家庭来说，纯粹靠减税优惠和特別拨款育儿奖掖政策，任凭华裔政治或乡团领袖在报章媒体或活动上高呼「华裔要多生育（保住华裔权益）」，应该都难以激起任何鼓舞作用。

男女在社会上扮演的传统角色一日不转型往男女平权分担家事，上班女性就越感到育儿吃力不討好。然而政府在发展（公共）托儿所政策上后知后觉，至今大部分私人企业直接忽视职业女性的需要，造成既使有心要生育到「子孙满堂」的伴侣也败在现实中的挑战和不利环境。

新手父母应上产前辅导课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去年11月倡议非穆斯林伴侣欲结婚需强制上婚前辅导课，这是对应离婚率上升的政策建议。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是產前辅导课，因为我发觉越来越多已婚伴侣，不懂得也不在乎事先瞭解做爸妈的育儿技术和知识，甚至出现观念贫乏或错误。

没认真准备育儿的后果导致后来他们易患上「人云亦云」毛病，在育儿事务上失去了判断能力和执行力。不少现代父母甚至把亲生子女直接托付交给本身的父母照顾，结果没有累积到或发展相关经验。

回到我朋友的前文提问，他也透露，凡遇到有孩子的朋友他都会这样问道：照顾孩子过程中，多少成分是「喜悦」，多少则是「苦劳」？他普遍得到的答案是1/10「喜悦」，其他的是「苦劳」，暗示著为了享有天伦之乐，更多的是辛苦的付出，很多人最后还是表示那种付出还是值得的。

我並不那么悲观，认为那些都是「苦劳」；为了得到「天伦喜悦」也不能解释我要有孩子的原因。

我相信答案因人而异。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我来说这是此生的一个计划和理想。有人说，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糕，为何要把后代带来世间受罪？我不买这套，坚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就得树立起好榜样，相信以后我们的后代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这样这世界才不会只走向更糟糕的一条路。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9年2月10日

（此po文采用原文小题，编辑版本稍有不同）

東方日報FB po 文留言底下反應熱烈，故此存檔鏈接一下，以供未來參考 xD

政治不能無視倫理道德

前言：
記得總是有一些社運朋友對另一些社運友人用政治道德語言批判政治人物和時局，感到不滿。其中前者批評後者企圖用‘聖人政治’從‘道德高地’評論時局。

這些都看在我眼裡，激發我本身再專研深入探討政治、目的與倫理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政治歷史發展的演變。美國知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學者Michael Sandel, 尤其是他的TED talk: 'The lost art of democratic debate' 是我的切入點。他點出，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的是，我們要追溯和探討某樣事物的原始目的，舉例說笛子存在的目的是悅耳的笛子音樂，所以笛子最好還是給會吹奏笛子的人（所以其他分配笛子的方式並不relevant，例如財富標準、社會地位或隨機派送）。追溯原始目的有助於了解為何近年代的民主社會討論頻頻出現了問題，比如說政治語言被市場經濟語言騎劫，再不然或被‘表面象征化’成為偽民主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演。當政治已不再是人民想象的原本目的，就失去了代表性和作用。民主辯論也變得蒼白空洞。

在政治與倫理課題上，給我最大啟發最深影響的是，反而是當代基督民主學者Robin Lovin 在2014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場相關課題的講座“Ethic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A Moral Vocabulary for Modern Democracy”。就如他的前輩Reinhold Nienbuhr如此告誡，在政治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自我延續或自我修正（'nothing in politics is self-sustaining or self-correcting'），政治與道德詞彙的運用也隨著世界政治思想和時局演變，產生了根本性的價值變化。當我們看到使用（憲政）民主制度的國家在冷戰後處於政治正確影響的巔峰狀態當兒，卻看到各種民主亂象開始出現包括人民對主流政治越感失望、疏遠，導致極右極左以及玩笑政黨開始顛覆系統。其中一個最大原因，不是制度問題，而是道德語言和權威的喪失，使人們失去了對政治的原始目的應有的想象。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在多國面對的正統性(Legitimacy)挑戰。

在我國，雖然剛‘改朝換代’了，會不會讓人民朝向現代民主國家的問題發展趨勢走去？我擔心不是無理的，一旦越來越多原本有期望‘新政治’可以‘救國’，最後若到頭來發現情況差不多還是在原地踏步，那麼那種失望可能導致絕望，會讓他們難以重拾對政治的信心、信任和期望。如果政治人物不再根據過去的信念和原則做事，而讓人一再地給人抓到前言不對後語、反反復復政治立場的痛腳記錄，政治道德倫理危機將可能導致民主的倒退。我認為，目前的情況是，不是普遍社會論述上充斥太多的‘道德’，反而是在台上的政治人物缺乏道德辭藻論述，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言而無信，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支持人民繼續給政治人物大力度的道德批判，同時也要求政治人物正視‘道德倫理’缺陷/缺席給民主帶來的危機和後果。不是評論人站在道德高地的關係，而是有些政客的所作所為真的太low了。

P/s: 我與同伴們聯手創辦的非政府組織Agora Society Malaysia 群议社 ，其中我們相信和秉持著類似文中的哲學性思考，要民主社會回到政治的原始真諦和目的，就是政治為眾利益，為人民創造更美好生活。Agora本來就是個公共市集場所，民主和政治應該就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成為大家可共同議論的生活事物。

我們一再堅持政治要遵循道德原則做事的重要性——如果作出有違從政的目的，若真的為了‘大局/現實’而妥協，到底哪裡才是真的止損線？不喜歡給人道德批判又想要招搖撞騙誤導人民，我們奉勸他們回頭是岸，回歸原始的政治目的和理想吧，不然就等著別人‘拆招牌’，還是‘關店’算了。

文章：

有人主張不談個人道德或人治，要談制度和法治。但立法和設計制度過程中，無可避免涉及目標和其中價值取向，並非是道德空洞論述。二十年前「烈火莫熄」政改運動，不是矢言大破大立嗎？為何如今堅持信念卻招致「站在道德高地」之譏？若要人民繼續關心政治，打造一個有活力、永續的政治共同體，先決條件就是這個社會要有可以憑靠的道德辭藻，成為政治理想信念的原動力。民主社會應該樂見有道德原則者持續臧否政治人物，反而要担心為政者變質、失去道德原則卻不再有人批評，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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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志翰】

希望聯盟執政超過八個月，越來越多選民失望。競選承諾跳票或久未推動，政府豈能戲言敷衍人民？首相馬哈迪承認「希盟宣言是指南並非聖經」後，民間不滿情绪開始發酵。根據「The Harapan Tracker」最新統計，希盟宣言裡的545項大大小小的承諾，至今只落實了23項（4.2%），411項（近四分之三）紋風不動。華社擔心統考承認事宜，可能是永遠走不完的「一哩路」，情感上難免受傷。

民權組織非議政府不只無意廢除煽動法令等多項惡法，還繼續援引來調查去年杪的興都廟騷亂事件。在某些政策頻頻急轉彎、出爾反爾U轉（如簽署反歧視國際公約ICERD），那些惡評如潮的政策如第三國產車計劃卻一意孤行。政府漸漸少提「改革議程」，常歸咎「都是前朝政府的錯」來當擋箭牌。希盟要員忙著招兵買馬搶奪資源，安插親信入官聯公司。

當政治人物言而無信，終日盤算利益，卻有支持者辯稱希盟政府經驗尚淺，還在邯鄲學步，批評者要有耐心不得操之過急。更有者反唇相譏指「聖人」總愛在道德制高點指指點點，沒有顧全大局，不諳實際政治操作就是要下場「把手弄髒」（Dirty Hands）。

從政者需有倫理誠信

問題是，若視政治本質為黑箱作業、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當初就不會相信選票會帶來改變。回顧歷史，政治不能也不應離開道德倫理的討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乃一切事物所繫，引領我們活出美好生活（to live a good life）。那本應是政治的目的、從政者追求的基本價值。就如醫生要有醫德，為了治好病人，以病人為先。我們可以接受醫生教師等專業人士欺騙、忽略我們的要求嗎？那麼對政治人物也應有基本職業倫理與誠信要求，以人民利益為本。

根據遠景研究中心（CENBET）2018年最新民調，馬來西亞政治人物的公眾信任度僅有16%。72%受訪者認為一個有信用的政治人物應誠實問政；63%認為應有處理複雜國是的勇氣，至於有無高教育程度（29%）或財富（19%）並不重要。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人類是「政治動物」（political animal）——政治是眾人之事，並不「外包」給專業政治人物。透過政治實踐，可獲取生活技巧、辨別是非，培養美德。打從西方文明開始，政治就是攸關眾人的大規模倫理實踐。除了需商榷最好的方法和手段，也需靠各方合作，相互支援（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及支配者），才能共同達致美好生活。春秋戰國的中國是政治思想最百花齊放的時期，儒家思想也強調以倫理政治為核心。所謂「遊文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仁義」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常用來規範自身行為。

有人看到的盡是負面教材，因而認為亞里士多德太天真、太理想主義、太「離地」，政治豈可能扯上倫理道德？他們誤以為，有人起初是追求正義的理想主義者，赫然發現原來政治是為了權力鬥爭，後來無不變成「現實主義者」（realist）。這裡頭可以想像的代表是马基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或列寧，論述的秩序總是理想在先，權力現實在後。可是，公元前四世紀的古希臘雅典人並不是這麼想，他們熱衷反思批判，假設可以不再因循前人，就能釋放自我、改變現狀。年少輕狂的我們不也曾想這樣改變世界？二十年前「烈火莫熄」政改運動，不是矢言大破大立嗎？當時政治論述、道德判斷可曾缺席。為何如今堅持信念卻招致「站在道德高地」之譏？

公民社會應參與決策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可以為個人及整體社會生活抉擇，養成好習慣，多培養美德，有了歷練才能確保作出好的選擇。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得積極參與決策，才會有良好的選擇結果。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審議政治」（Politics of deliberation）。縱使審議政治不在於所有人需達成共識、同意某項說法，但過程中得判斷抉擇，說服其他不同意見者。

現代政治論述最棘手的是道德詞彙匱乏，逐漸被市場和經濟語言取代。後者貌似中立客觀，其實不然。大學掌舵人盲目追求提升大學國際排名，衡量政策能否帶來更多投資回酬，卻已遺忘大學之本必須是教育與學術機構；社會也不能用捐款多寡，來決定是否值得支持公共圖書館；藍領階級勞工領取低薪，可能與他們的「生產量」或「效率」提升與否無關。道德詞彙如說「公平」（薪資）和「自由」（意見表達），更能反映出主體事物的目的、功能與社會價值。這些不是經濟數據和市場價格可以反映出來的。

有人主張不談個人道德或人治，要談制度和法治。但立法和設計制度過程中，無可避免涉及目標和其中價值取向，並非是道德空洞論述。若要人民繼續關心政治，打造一個有活力、永續的政治共同體，先決條件就是這個社會要有可以憑靠的道德辭藻，成為政治理想信念的原動力。民主社會應該樂見有道德原則者持續臧否政治人物，反而要担心為政者變質、失去道德原則卻不再有人批評，才對！

原文鏈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2/03/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