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莉塔只是一名環境運動者，不是科學家，更非政治人物。環境運動支持者應該對其崛起、感召年輕人投入運動感到鼓舞。她是綠色運動的劃時代象徵，我們循此脈絡去理解，而不是聚焦在她是否夠資格夠專業知識。在講求年齡輩份性別的東方社會，葛莉塔的冒起勢必飽受批評。過去國內環境運動，從八十年代的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主席丘運達，到彭亨勞勿反山埃委員會主席黃金雄、拯救大馬委員會主席陳文德、綠色盛會主席黃德、砂拉越拯救河流組織主席彼德嘉朗，皆由男性領導，沒人要求他們必須是科學家！除了黃德本身具相關專業背景，其他環境運動領袖初期不過是工程師、教師甚至菜市場肉販。
【文／林志翰】
今年9月23日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一段不到五分鐘的致詞，十六歲瑞典少女葛莉塔·桑博格 （Greta Thunberg）的發言席捲全球媒體乃至社群網絡。當天我在醫院陪伴親人複診，新聞臺相隔不久就重播該演講片段，印象中短短半小時內就看了三次。接著，朋友圈也開始談論她，褒揚批評有之。
究竟一位小女生的訴求如何能掀起千層浪，提醒世人再次關注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議題不算新穎，全球眾多環保組織、政黨和科學家已投入多時，呼籲喊話、示威抗議、商討方案，甚至有綠黨已參與執政。為何氣候變遷不是全球熱議的課題？葛莉塔早期隻身到瑞典國會抗議，堅定舉起抗議紙牌「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為氣候罷課）。隨後發起每週五到市政府前聚集罷課，要求政府正視氣候危機儘速因應，抗議行動啟發不少年輕人。有人說這是「葛莉塔效應」，振奮年輕世代投入綠色正義行動，她也迅速冒起成為當今綠色運動的符號（icon）。另一邊廂卻引來批判，除了惡意詆毀、人身攻擊外，也有人不滿她「被造神」，用道德權威口吻向大人訓話，甚至擔心綠色正義變成一種「新宗教」。
綠色政治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萌芽，環境抗議活動和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綠色運動份子有時相當激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用爭議性的噱頭和行動雖能引起矚目，成效卻好壞參半。縱使有人認同議題的重要性，若要令一般民眾對這種激進手段有所共鳴，然後一同投入，則有相當高的信心門檻要跨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也是相當高調的環保主義者，在2006年推出的紀錄片《難於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和同名著作，經過鋪天蓋地宣傳，曾經啟迪不少民眾注視氣候危機。
氣候變遷危機 政治利益博弈
然而，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要在政策上起作用，須從政商界下手，改變經濟發展和商業運作模式，得靠全球各國共同努力方能奏效。1997年簽訂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12年在多哈修訂延長至2020年；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下推出《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195個國家成員簽署誓言减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長期目標是對比工業發展時代前，要控制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不超過攝氏2度，更為理想的是不超過攝氏1.5度。
隨著「全球暖化懷疑論者」（Global Warming Skeptics）自2000年抬頭，這些組織化的反撲力量逐漸壯大。既使群眾支持基礎未必多，但背後為其撐腰的企業財團實力雄厚，為的是要世人對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現象的事實起疑。反觀馬來西亞的環境運動長期未獲廣泛關注，聲勢最浩大的要數2012年「反萊納斯運動」最巔峰時期的綠色盛會（Himpunan Hijau）和拯救大馬委員會（Save Malaysia, Stop Lynas，SMSL）。環境議題鮮少成為關注焦點，與國人環保意識低落有關，很多人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自掃門前雪。歷來國內環境抗爭通常是在地受影響者喊話最大聲，跨地區的聲援不是缺乏就是相當有限。加上多元族群的社會現實，環境運動用什麼主要語言，有時往往決定了有哪些群體支持和動員傾向。
惟近年來受葛莉塔啟發的全球氣候行動（Global Climate Strike）示威，看到了不一樣的景觀。一向來年輕人特別是在籍學生，通常缺席國內集會活動，不是抗議現場的訴求主角。不過，這種刻板印象如今已被顛覆，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一輩熱情參與發聲。對於即將滿十八歲的首投族來說，葛莉塔喚醒的是對環境正義的政治醒覺，有著某個程度的賦權意義。吉隆坡、檳城和沙巴亞庇於9月20日與全球各地同步舉行氣候抗議集會，在霾害籠罩的吉隆坡有大約五百人參與，大部分都是年輕小伙子。較早前，檳島市議員卻批評非政府組織在5月24日利用孩童宣傳環保訴求，不啻反映政治人物對環境人權的認知淺薄。
氣候少女崛起 啟發全球響應
葛莉塔行動傳達的訊息，不僅僅是示威抗議。其具體效應包括：直接或間接催生更多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鼓勵更多人參與公共討論，增進對相關議題的認識。據尼爾森書籍調查顯示，過去十二個月與氣候危機、全球暖化有關的兒童讀物銷量已翻倍。本國政治人物亦開始熱衷討論環保議題，雖然葛莉塔效應方興未艾，國人關注者眾，甚至撰文肯定其正面影響。
葛莉塔只是一名環境運動者，不是科學家，更非政治人物。不少人批評她對氣候變遷的認識不深，擔心年輕人受誤導，叫她回去唸書深造。也有人指責她一味批評政府缺乏行動或執行不力，本身卻未提出任何可行方案，似乎只有唆使年輕人叛逆反政府，於事無補。可是，為何這些人期望葛莉塔來履行科學家或政治人物的責任解決這個全球大難題？世界各國本來就不乏優秀專家，為何處理氣候危機仍節節敗退？
在講求年齡輩份性別的東方社會，葛莉塔的冒起勢必飽受批評。過去國內環境運動，從八十年代的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主席丘運達，到彭亨勞勿反山埃委員會主席黃金雄、拯救大馬委員會主席陳文德、綠色盛會主席黃德、砂拉越拯救河流組織（Save Rivers）主席彼德嘉朗（Peter Kallang），皆由男性領導，沒人要求他們必須是科學家！除了黃德本身具相關專業背景（現在已從政），其他環境運動領袖初期不過是工程師、教師甚至菜市場肉販。
事實上，9月27日人在加拿大的葛莉塔，被詢及對總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有何寄語，她說：「我給所有政治人物的訊息都一樣——請聆聽科學及就科學事實行動（listen to the science and act on the science）」。這顯示她並非要班門弄斧扮專家，畢竟她才不過十六歲。也正因為這個議題迫切需要有人採取行動，指引正確方向，「馬照跑，舞照跳」（business-as-usual）已非選項。誰都曉得知識就是力量（也是權力），但她很清楚不能等到學有專精後才來付出關心。最重要的是，她相信科學，希望以科學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毋庸置疑，全球科學權威與組織對氣候變遷的人為因素已達致普遍共識。只要有相應行動去減碳排放，氣候變遷仍在可控制範圍內。
過度開發濫墾 釀成環境禍害
從現實層面檢視目前國內的環境議題，不難明白環境問題並非科學問題，而是政商相互影響、勾結的結果。如檳島南部填海、第一泛島大道（Pan Island Link 1）工程，還有沙巴州的吧巴水壩（Papar Dam），有些向發展利益傾斜的環評報告甚至承認上述發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醫學倫理的第一大守則是「不要造成傷害」（Do No Harm），處理環境問題亦然。但政府機關往往罔顧不傷害原則，選擇相信這些環評報告的緩解措施（mitigation measures）。為何政府無視民間和專家對環境破壞的理性忠言（包括提出科學證據），未制止或放棄開發呢？政府真的是缺乏科學論據或專家點評嗎？抑或問題的核心是，民主的反對聲音尚未強大到迫使掌權者改變主意。因此，葛莉塔的呼籲何錯之有？
在國內類似葛莉塔旋風的對比，就是1998年烈火莫熄政改運動的精神領袖安華。可曾有人質問安華有無政治學或經濟學的學術背景？在他振臂一呼高喊改革之前，國內外學術界對馬來西亞一黨獨大下的貪腐濫權提出批判者不乏其人。民主社會裡，人人當然有各自的好惡。支持政改運動者，未必都得喜歡安華。縱使你不喜歡甚至質疑他，但不承認他是催化劑和精神領袖，確實感召許多人積極投入政改運動，誠然舉足輕重。
葛莉塔是綠色運動的劃時代象徵，理應循此脈絡去理解，而不是聚焦在她是否夠資格夠專業知識。環境運動支持者應該對葛莉塔的崛起、感召年輕人投入運動感到鼓舞。但願此後，環境運動能在馬來西亞茁壯成長，成為政治社會的主流訴求。
刊登于《當代評論》2019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