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曾为槟城人民之声2015和2016连续两年举办的“挑战贫穷线”活动担任评判，阅读年轻挑战者长达一周的日记。我可明白他们当中辛苦与现实的难处。
想像一下，都是都市人的挑战者要用一天6令吉来过活，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日记里充斥著他们挨饿疲惫的控诉——他们只够钱吃面包饼干之类不太营养的食物，可是却需要为了省钱而走很多路。在颁奖活动的那天，主办单位请来的主讲人，还包括目前担任首相的经济顾问莫哈末阿都卡立。
我记得当时没有人对贫穷线数目感到满意，因为太多人生活在贫穷线上方而不被官方视为“穷人”，但却挣扎困苦地活著。他们可能只不过是政府眼中隐形的B40（低下阶层）一员，却未必符合条件得到福利局的额外援助。
政府消除贫穷了吗？
我国官方设定的贫穷线收入，目前的每月计算是西马半岛980令吉，沙巴砂拉越分别是1180令吉和1020令吉。这些贫穷线收入根据家户计算，而我国平均家户人口是4人，也就是说在西马半岛每人每天不可消费超过8令吉。在2016年，政府的报告得出，贫穷家户人口仅占0.4%或少于2万5000户人家。
这是前朝国阵政府沾沾自喜宣扬的“政绩”，声称我国的贫穷率已从1970年的49%，大幅度降至2016年的0.4%，暗示著政府近乎完全消除贫穷。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收入980令吉作为贫穷线衡量准绳合适吗？
在独立日国庆的一周前，联合国赤贫和人权特别行动小组专员菲利阿尔斯顿教授公开批评官方的贫穷线收入数额太低不合理，因为那已无法反映出当今的生活成本。他也斥责政府在数据上排除了弱势群体，比如原住民、移工和难民等，因此他要求政府重新检讨贫穷率计算方式，以便政府能制定更精准恰当的政策，协助更多贫穷家户人口。
可惜，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隔天就批评菲利阿尔斯顿教授的一些说法毫无根据且没必要，并对他的公开声明表达失望。他否认官方的贫穷线收入制定得太低。他除了指出计算方式的由来，也进一步举例说这数字已高过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制定的每日1.25美元／5.22令吉赤贫（extreme
poverty）标准。他还捍卫政府说已挪出了相当大的联邦财政预算给予津贴和社会援助，来帮助低收入者，显示政府没有怠慢。
22%仍“相对贫穷”
教授提的观点很新吗？非也，其实多年前早已有不少学者和组织大力呼吁政府调整贫穷线收入，以及使用更具有标杆意义的“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指标。本地研究家庭收入和贫穷课题最权威的要数政府的智库国库控股研究中心。
在去年出版的一份题为“2018年家户状况：不同现实”研究报告里，他们就建议使用“相对贫穷”数据来衡量和对比历年来贫穷户的数目。他们计算出大约160万户人家处在少于60%中位值家庭收入范围，比起1995年还增加了50万家户，虽然该“相对贫穷”比率已降至22.2%。
为何政府不选择聆听他们的智库意见，反而总是要等到外籍专家开口指点挑出毛病后，政府才来回应，而且还是相当负面的防御性反驳？
贫穷者没分享到繁荣
我觉得阿兹敏的回应可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首先，政府预算中的津贴援助未必分配妥当，惠及真正的贫穷者。譬如说，汽油、能源、水供、食物津贴也同样惠及高收入者；或许他们还消耗得更多。
再说，每日1.25美元标准其实是用于赤贫人士，而不是所有在贫穷线下的人士，有偷龙转凤偷换概念之疑。再况且，政府在去年的第十一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里，不是也已植入“相对贫穷”这概念吗？
事实上，这起风波也不止于部长的回应，很多学者和社运人士也撰文参与讨论，更多其实认同和附和该联合国专员的观察，呼吁政府正视课题。毕竟，另一部长（房屋及地方部长）祖莱达对联合国的那份报告表示没问题，大马人权委员会也接受该专员的说法，认为15到20%的贫穷率很合理。
讽刺的是，首相马哈迪在独立日国庆的献词里提到他的“共享繁荣”愿景，但实际上政府处理贫穷户的方式就是那愿景的反面。时至2016年，仍有8.8%的家庭月入少于2000令吉，他们要如何摆脱贫穷困境“共享繁荣”呢？对于乡镇的人民而言，贫穷不能只反映在家庭收入，公共的自然资源也是他们的财富。
比如说，假如原住民能拥有家园四周的大片未开发的森林为习俗地，他们就不会像几个月前在吉兰丹州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原住民面对赤贫又病重的惨况。如果政府不填海造地，渔夫们就不会面对捕鱼艰难、没有收入，而被逼中年或年老改行挣扎糊口的窘境。
完善社会安全网
承认我国仍有不少贫穷人口，有什么好羞耻的？若说要“共享繁荣”，政府和官联公司就得腾出更多的公共资源提供给贫穷和低收入者更多更好的社会安全网保障，并确保社会基本福利方面如医疗、教育、房屋和交通等都能有良好系统运作支持他们，让他们可以活得有尊严而不那么辛苦。如此一来，政府执著于捍卫官方的贫穷线数额就显得没有多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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