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8 時事100度訪談2月28日- 點評3大課題

昨天早上在988FM《時事100度》節目裡，針對自週日以來的政變時局所發表的點評如下。

但由於政治發展動態變化大，才講完不久，早上議長就宣佈3月2日不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下午土團黨便宣佈“換馬”，慕尤丁為首相人選，國陣和伊黨轉為支持，這新聯盟所掌控的議席數目（96）反超安華領導的希盟（93）。

1）政局動蕩，各黨有何盤算，誰主“皇朝”

- 事情演變是怎樣？阿茲敏和土團派本來想如何奪權？

國偉大哥說自上屆大選以來大家手上的不是選票而是戲票。
而我說，自從上週日在喜來登酒店開波以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場球賽，各方角逐競爭“政府”杯。目前賽情激烈，安華的希盟隊暫時以92席領先，緊接下來的是老馬隊伍64席，最後由較被動的前在野陣營國陣伊黨隊61席。最高元首無法斷定誰執政，那像是正賽平手。隨著昨天過渡首相老馬宣佈302在國會表決見真章，現在就是加時賽。

俗語說，政治一天都嫌長，何況現在還有3天周轉談判先定勝局，不然拖到了3月2號就是在國會的點球大戰！

好了，在政黨政治裡，沒有人喜歡做輸家。因為輸家什麼都沒有…官職、官車、公費出國、政治利益、聽到很多的讚美歌頌、甚至選區撥款贏家都會有更多。贏家要做大，最好是能成為那位可以有話事權的老大。

為何阿茲敏、土團黨和老馬要換胎？阿茲敏與安華關係早已決裂、不甘於屈居老二，他也有政治野心要做首相啊！
土團黨在希盟架構裡雖然以小黨劫持諸侯號令天下已顛覆了政治聯盟的邏輯，他們在席位方面經過眉來眼去誘惑敵對的巫統議員跳槽後大增，排在第三位，或可稱“小三”。
這個小三的政治意識形態原本就跟希盟的主流多元種族和改革派路線不搭配甚至相衝；以馬來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要推行政策跟種族宗教更右派的在野黨較量，肯定為聯盟“原配”倒米，大家早就相處不愉快。小三的頭目老馬自從去年就算開始策劃‘政變’：大家看看那張“馬來人尊嚴大會”的手牽手大合照裡的人物，就是我們預期中土團黨和阿茲敏派系要走的“大風吹”方向。

- 為何馬哈迪會從絕大多數議員支持的人選，落至只剩不到三分一？

從喜來登賽事一開始的時候，老馬派系的大將尤其是黑臉的阿茲敏和慕尤丁傳球動作連連，猛攻希盟政府以至迅速垮臺。‘白臉’老馬過後一口氣呈辭首相職位、希盟主席和土團黨總裁，好無辜…就連行動黨和安華那時都為他辯護說這不是他幹的…他的兒子和契仔賽沙迪都出走了，而他感到意外，真的可能嗎？過了幾天後你們再看事態發展，現在還有人會相信老馬與這場政變的策劃無關嗎？

辭職的動作確實換來很多人的同情，希盟同仁甚至要挽留他繼續做首相；連在野的國陣和伊黨都發表聲明要撐馬哈迪，人人都要他做首相！一時他的聲望沖天，佈局到此一切如預期般，似乎勝利在望。

下一步他做的，就是賽情的最大轉淚點。他可能想兩邊通吃，他心想：“既然他們都要我做首相，我就利用他們相互制衡”，不再局限於他是來自小黨的現實，也不需要繼續遵守交棒協定和希盟競選宣言，“以後就是我話事”，計劃太完美了！所以過於自信自大的老馬就提出了“去黨派聯合政府”這點子。

- 什麼是‘去黨派聯合政府’，這個點子行得通嗎？意味著什麼？

所謂的“去黨派聯合政府”，在我國前所未有，甚至我不曾聽說過西敏寺內閣制國家有此特例。以前納吉老爸拉薩在1973年組成的聯合政府（也就是國陣的最早期），至少還是有政黨代表身份。而老馬要成立的這個政府，類似總統制的內閣成員都由他來欽點。

在週三的電視直播宣佈裡，馬哈迪說要嘗試“在毫不偏頗任何政黨下治理國家”，還說“只有國家利益才是第一位”。換句話說，老馬要成立的是‘馬哈迪’政府，裡面他覺得誰適合就挑選來當部長，不管黨派…意味著行動黨可能還是會與巫統部長共事，安華派系與阿茲敏，馬華與伊黨排排坐。這是和諧號？在政府裡面卻不能有黨派身份，那麼這個國家要政黨競爭來幹嘛？如果全部都被一統成為老馬的人，還有反對黨幫忙監督嗎？

還有國家利益是由誰定義，誰說了算？比如說，過渡期首相批准更新萊納斯執照符合國家利益嗎？一個人可以獨攬大權說了算、沒有透明度已很糟糕了，更何況那人是馬哈迪。

老馬太過高估自己以為別人不會算，結果國陣和伊黨就表示收回支持，不能接受該方案。不久後，希盟主席理事會不僅也收回支持，反而還一致地推舉安華成為首相人選。老馬在國會的支持票立刻減了153席，讓安華反超。但老馬仍是“過度”首相，大權在握，掌握機關優勢。

- 安華的希盟少數政府可行且穩定嗎？

在西敏寺民主制度裡，少數政府仍可生存，條件是他們已獲得其他黨同意支持最基本的“信任動議”和“預算案動議”，英文稱“confidence and supply”vote。但這樣的政府確實會面對很多障礙，幾乎每個他們要提呈的國會立法動議都得尋求足夠的友黨支持過關，很可能會出現相當多的妥協，不然就癱瘓。目前華叔的希盟只有92席，尚缺20席達到簡單多數。

少數政府是在最逼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成立，不然下一步就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所以，希盟應該會盡力確保可以拉攏一些其他黨組成聯合政府，以求成為多數維持政府的穩定。

2）重新選舉比較好嗎？未來短期的政治影響

-有可能會重新選舉嗎？在什麼情況下會走到這一步？

現在大家關心的是3月2號在國會裡的表決。如果有多過半數議員支持的領袖，而他就是首相人選、能組內閣就是贏家，他的政黨聯盟就是政府。安華雖然領先，若要贏，除了要慎防內部會不會有人跑票去老馬或慕尤丁那裡，也要確保能拉攏東馬兩邦的執政聯盟（GPS和Warisan）組成聯合政府。目前後兩者隸屬老馬團隊，卻未必一定“效忠”老馬，他們確實是造王者。能否拉攏到他們，就要看領袖是否願意答應釋放更多的自主權和利益給東馬這兩邦。

老馬團隊的算盤是，既然去黨派聯合政府建議無人問津，那麼他們應該可能會推舉慕尤丁為首相，同時積極拉攏國陣伊黨組成聯合政府。如果他們又沒有跑票的話，那麼新政府應該就是那個所謂的“大馬來人團結”聯盟。

萬一雙方都僵持不下，票數無人過半的話，屆時元首就有可能會宣佈解散國會重新選舉，除非有人能組成少數政府並通過了信任動議。不然重新選舉的可能性仍存在，或許也是最好解決目前政治僵局的方式。

- 重新選舉意味著什麼？誰會從中得利？

其實，對於希盟政治人物和支持者來說，他們比較害怕重新選舉。為什麼？

第一、由於他們是上屆的政府，自然要給選民問責和評估表現。政策上是否有做好做對，選民自有判斷。不用說，希盟過去兩年因政治糾紛、改革怠慢、頻頻U轉的執政表現讓人詬病和不滿，相信他們處於劣勢。

第二、一般上上屆政府會是看守政府。以往一貫發生看守政府資源被濫用來拉票，這次不會出現在希盟，因為屆時他們不會是看守政府。

第三、上屆據說希盟開拓不少馬來票倉是因為土團黨加盟的功勞，下一次就肯定沒有了土團黨。其實，土團黨的戰績也不算太輝煌，僅贏得13席。而且他們還很新，基層可能不太多人，所以不該太高估土團黨對選票的影響。

第四、如果希盟不能贏的話，就意味著國陣伊黨將重回做政府。這也解釋了為何目前國陣伊黨改口說要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因為他們似乎胸有成竹有信心會贏選舉。

- 國家政治會因為經過了選舉後變更穩定嗎？

選舉是一個展現民意的平台。如果趨勢是更多選民選擇一個政黨，該黨可單獨贏得超過一半的席位，那麼民意就相當清楚、政局理应相對穩定。問題是在我國這個多元種族、宗教、語言的國家，各地方政黨自有支持，最後免不了要合作湊數成立政府或政治聯盟。

開始有些人反對要再選舉，說什麼全國大選需涉及龐大開銷，若能免則免。我認為一些錢真的不能省，特別是我國目前的政治趨勢仍不明朗而國家需要明確的領導，拖泥帶水對大家都沒好處。如果能重新選舉、重新從人民那裡獲得最新的委託，那就最好不過。其實這也屬於是民主的一部分。重新選舉總好比黑箱作業、幕後招兵買馬政變換掉政府來得更民主。

3）大馬民主的教訓，選民和公民組織可以做什麼？

- 民主是5年一次的選舉活動嗎？平時要如何關心和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

這次的政變事件應該讓選民有所醒覺的是，那些所謂的‘人民代議士’可隨意詮釋你的委託，並騎劫來達至政治利益交換目的。那些舉動其實都在褻瀆民主。對於這次的政治亂局‘連續劇’，我們真的就只能‘看戲’？

很多人誤會，他們認為他們能影響政治和展現民主的時候，就是每五年一次的大選手上投的那張票，其餘時間他們就覺得無能為力。是這樣嗎？

要知道有兩種民主，一種是‘選舉民主’，那就是剛才描述的政黨競爭尋求人民委託的過程，人民除了投票，平時也該督促自己的代議士和其政黨，確保他們遵守承諾和保持專業。

而另一種常被忽略的是‘參與式民主’。這個則是以公民的身份參與討論及影響地方建設管理乃至國家政策的決策。不一定需要當權者決定開放管道來咨詢，人民也可以積極主動地給有關當局回饋和意見，自己也可以在社區裡組織起來。公民個人行動的傳統方式如寫信投訴或安排見面，不然可以撰文至各媒體積極提出看法。如果當權者選擇不聆聽不理睬訴求的時候，人民有集會自由和言論表達自由，可以組織遊行抗議以便讓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該課題。

我個人認為，參與式民主的實踐方式包括每天盡可能多關心時事動態和社區發展，和保持批判思維。知道多一點，一方面可以看穿有心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欺瞞言語動作伎倆而避免被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協助其他友人辨別是非。屆時有了長期觀察和判斷後，既使到了情緒高漲炒作的大選時候也可以保持理智作出更好的選擇。

其實早在2018年1月就有公民聯署反對馬哈迪任希盟首相人選。群議社社長林奕慧更寫了一篇名為“馬哈迪是計時炸彈”的文章，現在回頭看這一切，不是早已預警老馬會帶來的破壞。說什麼“救國”、“他已洗心革面了”、“都已90多歲了，還能做什麼？”，“我們可以制衡他”等等，我們都知道最後結果怎樣，今天就是答案！我希望那些曾誤導他人的希盟政客可以反省一下，這樣才能重拾選民的信心。

- 公民組織要怎樣成為獨立但有影響力的“第三勢力”？

有人擔心，萬一馬哈迪的‘無黨派聯合政府’真的能成立起來，我們豈不是沒有反對黨監督政府？我的疑問則是，既使我們在國會裡有在野黨，他們有扮演好專業問責的角色嗎？

政黨畢竟有自己存在和運作的邏輯，而政黨的所作所為未必都符合人民或國家利益。所以，我們聽說有些人到了大選的時候很不滿，因為被迫需要選擇一顆比較不爛的蘋果，得‘含淚投票’。第三勢力政黨的影響力仍有相當大的局限，很多時候人民好像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我認為公民社會除了要組織起來長期監督關注朝野政黨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好好經營和發展獨立且進步的訴求，成為有效的民間‘第三勢力’。公民社會要自強壯大，也要保持其獨立自主性，這樣才能避免組織被政黨騎劫或利用，尤其是這些年來我們有看到一些公民組織領袖把‘社運’當作是政治跳板和捷徑。

公民社會組織應繼續成為社會良知，守護著民主和自由。不要相信政客，民主真的沒有捷徑。

回顧2019，展望2020

（關於我個人的長文，真的很長—慎入。如果你要讀並且讀完它，真的是因為你關心我，太感謝你了！）

有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我說，“馬來西亞沒有春天”。去年底跨年之際，本來要寫的2019年個人回顧，以及2020年展望（別提那個宏願，創始人都示意你注意2030年的事情了），怎知忙碌起來就一拖再拖。原本想要趁我生日的前後寫，也來不及。在有限的時間下，我總是得把事情輕重（英文稱‘priorities’）劃分好來。你可以說我短視，但‘死期’（deadline）最靠近的總是得到優先權處理，除非我有更急的家事。

歲數與年齡

今年過了生日，已35歲了。在很多社團政黨，這把年紀剛好就是頂限要被驅逐出青年團。是的，我已不再年少輕狂了，這個我得承認。少年時期曾想過，那遙遠的2020年35歲的我到底長什麼模樣？今年我有答案了…除了我的身形有點‘意外’（哈哈）還有我國的首相還是馬哈迪之外，應該其他的應該還好吧？擁有家室一妻二子，目前還定居在大馬 –曾經的我應該有想過，思想自由派的我可能會娶外國女生（甚至可以接受其他膚色髮色），但最後新加坡也算是外國了吧？呵呵，我也沒有歧視其他膚色髮色的人，包括與我‘同色’的！

說回年紀和身體狀況，我真的不如以前能熬夜做事情…偶爾還可，但那是用來應急的，我的熬夜‘定期存款’有限，不能透支。

忙碌的一年

2019年，對我來說，是個超多事、超忙碌、超挑戰、身心超疲累的一年。如果用電影種類的術語，2019年是個大動作片（而且是沒有替身的那種）！總結一下，去年我寫了16篇中文專欄文章（還有一篇校友專訪文章）、三篇英文（過後遭《當今大馬》腰斬了團體專欄）、演講了7場英文政策研究學術報告（並主持了另外三場）、一場英文電影分享會、三場以華語主講的財政預算案相關講座/工作坊（還有一場有關毒品除罪化）、被媒體採訪而刊登的文章計有19篇（中英文皆有）、亮相電台有14次（988：6次、AiFM：5次、BFM：3次）和电视台（NTV7）4次。說真的，每次出场我都會盡心盡力地準備，盡可能專業地把知識回饋于大眾。北上檳城南下新山跑場都試過了，我覺得我還有力氣和熱忱繼續下去真是個奇跡。這些是公開的活動，還不包括我參與的社團的日常運作包括溝通、協調、串聯以及偶爾出席會議。感謝我太太的支持、配合和諒解，才能讓我如此發揮所長。希望我所做的也是她的驕傲，因為我不一樣。

再次當粑粑，辛苦也值得

若要數2019年最愉快、最興奮美麗的一件事，那就是我最親愛的女兒瑀霏誕生來到這世界。當粑粑已不是第一次，但有兩個孩子的粑粑在生活習慣上經歷的改變和分別可真不小。首先，這是管理問題——如何為這兩個孩子的生活作息安排妥當，並跟著一定的次序和策略，這是種幼兒教養的‘藝術’。由於難度大大提升，這也同時需要非常認真清醒和嚴肅的情景想象然後才作決定採取行動。想必你們也知道，本來心思就不太細膩做事不太拘小節的我其實掙扎著，‘做錯事’而被‘責備’（‘罵’不是一個好的字眼？連禹丞都知道我被x）。

至今，要如何讓他們倆晚上睡覺是一個每日的挑戰。他們很少一起入睡，必須先安撫一個（通常是妹妹）才搞定另一個，不然另一個（尤其是葛葛）很可能會干擾對方，就全盤落空game over，重新來過了。曉慧一般上是他們倆入睡的最重要最中心人物，而我的任務包括陪伴葛葛睡前讀書，確保曉慧安頓了妹妹才來接葛葛。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麻麻晚上是很累的，通常她和妹妹一起睡著了；粑粑晚上的電池也有限，讀書很難超過3本；葛葛又不能讓粑粑代替陪伴入睡，結果很常去喚醒麻麻的時候會吵到妹妹！

睡覺就只是個例子啦，還沒提家務：加了一個家庭成員後要洗的東西數量劇增，比如衣服、奶瓶用具等。所以我能明白為何有些已結婚的夫婦不要孩子（或只停留在一子），或者有些要尋求父母幫忙或聘請幫傭照顧孩子和打理家務。對我們來說，這些可能是一些人的選項但這些也會涉及其他複雜的考量和結果。既然我們都有共識要自力更生照顧小孩，而我們都是打工一族的父母（曉慧還甚至是哺乳麻麻），這一切都正考驗著我們的意志（commitment）和責任。

我們的日常生活規劃也是關鍵——我們倆如何在通勤、時間配合以及能力範圍內互相支援對方。早上把孩子們送往一個我們倆都能信賴和讚許的私人托兒所+幼兒園，這是我們唯一能有的最好安排。我們的‘家庭教育政策’也鼓勵孩子自小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同伴一起玩耍、學習和成長。我們認為這樣做應該對他們的心智發展、潛力開發更好，培養他們的品格和自信心、同時懂得合群交流。

既使辛苦，如果你問我，我肯定會說這一切都值得…瑀霏是個開心果（她的老師們都這麼說，可見她也深得她們歡心），她算是一個容易照顧的easy baby了。她真的很爱笑，能常見她笑容滿面，我已融化了，已忘了辛苦些什麼。

無業翰

2019也是我的事業逆變大挑戰的一年。突然而來的決定要關閉檳州研究院的吉隆坡辦事處，以及‘不和諧’地打發掉我擔任超過5年半的職位，導致我成為‘無業翰’4個月。這個決定到底有什麼背後議程和曲折情節，我心中自有分數。間中當然我也被迫因這起事件學習如何捍衛自己的僱員和勞工權利。面對不公，再加上我提出的不平控訴（grievances）不受理，個人也不被上頭尊重，我只好自己擔任‘律師’作法律研究，在勞資關係部門調解會議上派上用場自我辯護，根據程序爭取權益。

我是社運份子，我告訴自己，如果我連自己的權益我都不敢哼和捍衛，誰還會相信和期待我能為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弱勢和邊緣化群體捍衛權益、爭取正義呢？我與正義感和良知同在，一些價值是不能拿來權衡取捨的。

我仍視己為政策研究員，並享受其工作性質。近年來我也更趨向成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為我堅信的抗爭(causes)付諸行動成為倡導人(advocate)。如果只是做學術研究找出問題，就把報告留在網站和“大人物”的桌上就了事，這樣缺乏意義。至少得採取行動試圖改變和解決問題，是吧？

新工作，再出發

在無業的那幾個月，有幾個對我有興趣的組織確實有找上門來，最後我還是決定加入“第三世界網絡”(Third World Network, TWN)。我早前已有與他們有過愉快的合作經驗，而且非常正面的共事關係。從今年初起，我是TWN的資深研究員(Senior Researcher)，研究醫療衛生相關的政策，特別是有關公眾的醫藥獲取(access to medicines)。

有什麼事比知道自己的上司是我的伯樂更愉快？她欣賞我在醫療衛生政策研究和分析能力的技術與經驗。一個正面、健康、支持和鼓舞員工的工作環境應該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對此，我感激我的新同事給予我的信任和機會。他們像是一個大家庭，很快就接納了我。

衛生醫療這一塊，是個相當對立和難度高的政策層面，因為總是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要保護他們的行業利益。雖然知道私人醫藥和護理界的功能和影響力，我依然保持良知，我只為公共利益服務。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對人民的生活素質起著正面和有意義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弱勢群體。

群議社

應該很多認識我的親戚朋友也應該知道我參與和聯合發起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名為群議社（Agora Society）。我社才在本月20日平靜地慶祝了兩週年紀念。因為這個組織，我在全國各地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讓我覺得在政改路途不孤單，理想和原則依舊在。衷心感謝這些同志朋友和很多挺力支持我們的朋友。在2019，為了我的組織，我努力跑場舉辦了多場活動包括公共論壇和工作坊、撰寫專欄文章、接受媒體採訪以及代表組織與其他公民社會夥伴組織開會。是的，社運還是要動的，不能靜靜。

群議社本身就是個知識分子、社運份子和寫作者的全國網絡平台，我認為有必要互相支援和壯大各地區的地方民主和社運。去年我為了活動，我身體力行北上檳城南下新山甚至去到了關丹參與支持反萊納斯抗議。我的家人都隨行。

媒體也常給我機會表達對政經文教眾課題的看法，希望能提供大眾不同的觀點角度，也不管是不是政治正確。我總會嘗試挑戰公眾能以更批判性的思維探討課題。我堅信公民社會應能對權貴說話，人民對公共事務應該有知情權、並可以最後自我判斷事情/問題的取向。

我否認我反政府，我只是比較有批判性，看事實層面和價值取向，不因人而廢言——做的對做的好就稱讚，反之亦然。我想，經過了政府的多番政策U轉的教訓後（譬如ICERD和廢死課題），我‘跟車’會比較慢一些，不會太快讚揚政府，直到政府成功修法或執行政策。

巴生蘭花園華小校友會

另外，自去年出席了5月的校友會常年大會後，我被拉進去並被說服成為其中一位副主席。這個巴生蘭花園校友會確實我有份在兩年多前參與發起，但由於我知道我的寶貝女兒要誕生再加上群議社的活動，我的時間本來就抓襟見肘非常有限，一開始就表明不願接受提名和安排（我只是想要盡會員責任而已，出席會議啊！）。最後，對於相關的職責，執委們都一直給我很多的安撫、通融和諒解，我看我就很難推卻了，畢竟我了解這個時候的校友會需要更多人貢獻想法和點子發展壯大起來。

認識我的人也知道，一旦我答應或承諾了的事項，我一定會盡最大能力去完成，做個守信之人。過了超過大半年後，我希望校友會的朋友們都可滿意我以我的方式（尤其是以我的長處）付出和貢獻給校友會，期望這有助於提高校友會在學校的地位乃至巴生社區的名氣。我也得感謝那些為了校友會付出更多心思和時間的執委朋友，特別是他們代表校友會出席大大小小的學校活動和會議—這些對我來說實在太難為了。

2020年展望

2020年，對我個人而言，我會繼續照顧好我的健康、看好我的飲食和體重（我有幾位好友常監督和關心我這點）。雖然我依然有社運理想，今年也盡可能避免出席不太需要的場合，要老婆放工後在家裡‘一個打兩個’實屬太累且不容易。我也不是沒有欠人東西沒做完，有些還拖從PI時期的研究報告…常常我覺得對此愧疚。我想告訴這些夥伴，我沒有忘記這些工作，我會嘗試逐一清掉。今年我也應該提高智慧產量（intellectual outputs）同時提出新點子新計劃，期望可以更惠及社會。

還有，與其讓政客的內鬥消息和傳統的政治伎倆3R（種族，宗教和皇室）牌的課題吞噬和消耗人民的希望和願景，身為社運份子的我，期待能與更多同道的個人與組織緊密合作，強化我國的公民社會為第三勢力，協調並把改革議程和論述帶回社會討論主軸。

2019 Review, 2020 Aspirations

(This is a long long note about myself – be warned! If you want to read and manage to read finish it, this must mean that you truly care about me, I thank you for that!)

I didn’t pick this timing to write this note, definitely it is not because I am cina wanting to follow the Lunar calendar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ut I could only find time to do this now. This note should serve, first as a review of my 2019, and then a layout of my plans for 2020 (shhh…don’t mention the Vision 2020, even the initial proposer already gave indication for you to look ahead to 2030). I had wanted to do this by year end 2019, then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even thinking about that before and after my birthday, unfortunately life has been rather busy for me, I have to put my priorities right – and the fact that I am no longer young, with family duty, no longer be able to dig into ‘midnight oil overdraft’ too often…furthermore this is just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myself’, that sounds like a luxury. I often have to deal with the most recent ‘deadline(s)’ first, that is always the logic of my priorities.

Youth, no more

This year, I am 35 years old. In many contemporary organis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is age is the upper limit for what being considered as ‘youth’. When I was much younger , I often pondered what would I look like when I was 35, that was a very distant year 2020. This year I’ve got the answer! Ok… besides my body shape may be a little surprise (haha!) the bigger surprise must be that Mahathir is still our Prime Minister! Other matters should be still ok, no? Now I have a family of four, reside in Malaysia -- At least once in the past I must have fantasized before, the liberal minded me could also accept a foreign partner with different skin or/and hair colour. In the end, Singapore should be also considered as a foreign country, no? Hehe, skin and hair colour I still do not discriminate, including those who share the same as mine! W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lifetime partner is the soul ma!

Action-packed 2019

2019, if I could describe the year as a movie genre, it must be an ALL ACTION movie (and moreover, without stuntman/substitute)! To me, it was really busy, challenging,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raining…I must give myself a pat on my back (though massage would be better) for many enduring tasks I accomplished.

In summary, I had written 16 Chinese column articles (and one online-only interview article for my primary school alumni), 3 English articles (two with Malaysiakini before they discontinued the institutional column); delivered 7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at academic events (and moderated 3 others); one movie sharing event (in English) ; delivered 3 presentations (in Chinese) on Federal Budget issues and another one on drug decriminalisation issue; accepted news media interviews in 19 occasions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ppeared in radio shows 14 times (988:6 , AiFM:5 , BFM:3), as well as in TV 4 times (NTV7).

To be honest, everytime I go out there, I always make sure that I do my very best to prepare beforehand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I would expect of myself.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I am always happy to share my best knowledge, analysis and insights with the public, as to empower the society. Up north to Penang, and down south to JB, I travelled across cities, made ‘roadshow’ appearances in physical, because I like to walk the talk.

I feel like that I have the strength and passion continue doing this, itself is already a miracle. These are only the events in public, that did not include the efforts I made for the day-to-day operation for the organisations which I was involved in such as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meetings.

I must thank my wife for being supportive, cooperative and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I could go miles and perform. Hope I also do make her proud.

Father of two, love them all

The single biggest bundle of happiness and joy, without a doubt, must be the arrival of my dearest daughter Yee Faye. Life as a father of two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still very young) is quite different to when the number was kept at one -- managing/juggling the two in the right sequence and finding the good strategies that is itself an art.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parenting increases, thus it often requires me to have serious think through the scenario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and calling the correct actions. Surely you guys also know, I am one of those guys who are still struggling at details, mistakes are bound to happen, would take the blames.

Making the two kids sleep at night is still one of the daily challenges. They seldom both fallen asleep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t requires us to comfort one (usually meimei) then only settle another, if not the other one (usually gorgor) would kacau. If the latter happened, caused one to be awakened, then GAME OVER, have to restart. Xiao Hui is usually the centre of the solutions to both kids. My role could be on a fringe, usually filling the gaps, including teman gorgor reading books before sleep (or just accompany him to pass time), making sure that Xiao Hui had settled meimei then only taking over gorgor.

Things do not always go well as planned, mama is usually very tired at night too, she could easily fallen asleep with meimei already; papa’s battery life at night is also limited, number of books I can read normally do not pass 3, furthermore gorgor usually do not let papa simply substitute mama’s role. Sometimes, it could happen when we go waking up mama, incidentally woke up meimei too!

That is just an example, I have not mentioned about the house chores-- the amount of loads to wash and keep (eg. laundry and bottles) after adding one more family member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 married couples do not want to have children (some would like to just stop at one), why some would only want if they can get help from parent(s) or domestic helper(s). But these options are not without other implications/complications. Since we both do not subscribe to those ideas and we are both working parents (XH is even a breastfeeding mum), then it is questioning our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our planning -- how we work together to organize and back up each other in logistics, schedule-timing and ability.

During work days, in the morning we send our kids to the childcare and preschool which we entrusted, that is so far the only and the best arrangement we could make. Our family education policy encourages children to have their own ‘social circle’, have mates to play, learn and grow up together. We opine that this should serve the kids well for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unlocking their potentials, building their characters and self-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knowing how to cooperate and socialise with others.

Fortunate enough, Yee Faye is such a darling, an easy baby as much as she can be. In the childcare, her teachers also said that she is very smiley. Yes, those smiles could simply melt my heart, made me forget about all the hard efforts.

Fight for my own rights before others

2019 is also a career changing and challenging year for myself. The thickening plot and agenda behind the sudden closure of the KL office of Penang Institute and hence acrimonious demise of my position which I held for 5.5 years, forced me into unemployment for 4 months.

I also learned to defend my rights as a formal employee/worker, when the grievances I raised were not addressed and not given due respect. I had to be my own lawyer, studied through man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case studies myself, so that I could use those to defend my case and fight for my own entitlements in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conciliation meeting.

As a social activist, I tell myself, if I did not even voice out and defend my own entitled rights, who would believe me and expect me to do so for the more marginaliz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who suffer even greater injustice? Sense of justice is strong with me and my conscience is clear , there are values I cannot trade off.

Researcher, Advocate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Well, I still enjoy and see myself as a policy researcher, and increasingly I see the values and find meaning of bei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as well as an advocate to the causes that I strongly believe in. No use of just doing research finding out about the problems, without taking further action to affect changes and remedy the problems. Publish a few reports and just put them on the table of those in power, most likely will not go far (and not even being read sometimes!).

A few of interested organisations had engaged me, finally I decided to go with Third World Network (TWN) which I already had previous pleasant collaboration experience, and very positiv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 few of the members. So, official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 join TWN as a Senior Researcher, working on health-related policies especially issues regarding access to medicine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ing that my new director she appreciates and values my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health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kills?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supportive, healthy and encouraging work environment.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trust I gain from my new colleagues – they are like one big family to me now.

Health is a rather divisive and difficult policy area, where many players in the sector have their own vested interest. My conscience is clear, I 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nd I hope my works will have the positive and meaningful impacts to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for general public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disadvantageous/ disenfranchised).

Agora Society

Many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perhaps know about my involvement in a NGO I co-found in Jan 2018 called Agora Society (Happy 2ndAnniversary on the 20th!). Because of this organization, I come to know many activists throughout the nation who share similar values and beliefs. At least I know that the route to Reformasi I am not walking alone, ideals and principles still matter. Many of the activists now are my close friends.

In fact, in 2019, I stepped up efforts dedicated to the organization. I helped organize events such as public forums, workshops; wrote column articles; appeared in media interviews and represented my organization in meeting with othe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Agora Society is a national network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activists and writers, I share the value of cross-supporting and empowering lo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Last year I gave talks in KL, Penang and JB on various socioeconomic issues such as health, housing policy and public finance. I also attended an Anti-Lynas protest rally in Kuantan (with my family). Radio (and occasionally, TV) talkshow appearance gave me channels to express my views on various issues, as effort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More often than not, I challenged the audience to be more critical and open minded, offered the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d not mind if I was political-incorrect at that moment. I believe that the civil society should speak truth to power, public deserve to know what is going on and judge it for themselves.

No no, I am just rational and critical

I deny that I am anti-government/establishment, I am just more critical of authorities. But I do look at facts and evidence as well as value inclination, I do not necessary judge someone for what is not – when one said or did the right/good thing, I would praise, and vice versa. However, after many episodes of U-turn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ICERD and death penalty abolishment), I learned my lesson, I will apply more caution in heaping praises too soon – perhaps until I see the government successfully introduced/amended the law or implemented the policy.

SJK(C)Taman Rashna Alumni

Since May last year, I was ‘pulled in’ and persuaded to be one of the two vice chairpersons for my prim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which I helped setting up 2 years ago). Well, I just wanted to play my part as a good ordinary member attending the AGM! Some knew that I was reluctance at first, given that I consciously knew that my time would be super limited due to my newborn daughter and Agora Society. Nevertheless, the committee gave me lots of reassuranc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my role. People know me would know that I am a man of my words – whatever I had agreed on or promised, I would do my best for it. I am glad that I could still contribute to my alumni in my own way, hopefully the committee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my efforts in raising the alumni profile. Kudos to those who worked very hard for the alumni, made physical presence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school events and meetings – these are quite difficult for me.

Plans for 2020

For 2020, on a personal note, I shall continue taking good care of my health, watching closely my weight (some friends are more concerned than others). Though I have ambition for activism this year, I shall try my best to avoid unnecessary occasions, because I know how challenging it is to ask Xiao Hui taking care of the two on her own.

Those works I promised to my external collaborators back in the PI years, of course I have not forgotten, I will continue striving to clear them one by one.

This year shall be another year I increase my intellectual outputs , introduce new ideas and programmes which could benefit the society.

As a social activist, I would like to work together with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which share similar values, to strengthen the civil society as the third force, coordinate and put forward reformed agenda and narratives back in the society (which should matter to them most), instead of letting the same old political-power-infighting, 3R (Race, Religion, Royalty) issues draining the ordinary people’s hopes and aspirations.

第三势力可成气候？

第14届大选已快过了两年，希盟执政联邦也在今年来到了中期，大家还记得手上曾投过的选票？投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州议员，乃至间接产生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你们还满意？多少选举承诺已被推动和落实了，多少政策带来实质改变？

上周槟州10位行动党后座议员向公民社会组织槟城论坛发难抨击，说自己经历了选举才是代表民主的声音。显然一些执政党的思维停留在民主是每五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情，错把民主完全等同于“选举民主”，难怪他们有恃无恐以高傲姿态质问公民组织“你是老几？”。话说回来，赢得了选举一朝得志，就代表可以任意执行宣言以外的政策，选民委托是空头支票吗？从公民社会发出的民声不是民意，不需要聆听和沟通？

新政府失去方向？

槟州州政府已连任三届，不再算新。新的是希盟联邦政府，他们承载著烈火莫熄改革希望及承诺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但这两年内不仅没见钳制自由、违反人权的恶法如SOSMA被废除，反而进步的政策进展步履蹒跚或早已被U转。新政府也陷入种族宗教泥沼，如爪夷文教材、消拯员阿迪之死、马来人大团结等话题曾引发负面的社会情绪；近来占据新闻头条的政治新闻是悬而未决的首相交棒计划，执政成员党之间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甚至同党也同室操戈明争暗斗，人民的利益他们还放在心上吗？

对关丹格宾的居民来说，当初他们把票投给希盟就是寄望后者可以关闭莱纳斯稀土厂，现在呢？对于霹雳州的原住民，关怀和照顾弱势群体本应是新州政府的责任，而不是落井下石驱赶他们来“发展”。槟州政府目前执意“海照填，屋照起”的庞大计划，环境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值钱，破坏了也在所不惜，渔民的处境更不用说了。对于华社寄以厚望的承认统考承诺，讽刺的是，目前看来这条路似乎并不比以前马华张盛闻的“最后一里路”更快捷。竞选宣言没提及的政策如英文教数理、第三国产车计划和飞行车计划，却随著首相的“灵感”启动或回锅：现在不是一项而是两项国产车计划，外加一项摩哆计划；真正能惠民的公共交通，始终没获得希盟政府关注。此外，《共享繁荣》愿景尝试绘画未来10年大饼，却依然离开不了种族利益盘算和瓜分，宛如延续新经济政策的使命。

第三势力在哪里？

这回到一个重大问题：希盟有没比国阵更好，还是充其量“国阵2.0”？人民正观望著，目前所谓的主要反对党国阵也没脱胎换骨改革自己，反而与趋向更右派保守的伊斯兰党结盟。这个会是人民追求多元社会、民主正义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政党选择吗？若不能，除了含泪继续投票给熟悉的魔鬼，还真有第三选择？

首先，第三势力可以有区域性代表如砂拉越政党联盟（GPS）以及沙巴多个在野小党，而比较有全国代表性的可能就只剩下民政党（前国阵成员党）和上届竞选4个国席但全军覆没的社会主义党。有风声传说前者会通过加入未来执政阵线重回台面，所以其“第三党”的独立性备受质疑。然而，颇有口碑且独立的社会主义党上回竞选4席总票数仅得3782，意味著通过第三势力要取得突破不易。在两大政治阵营博弈竞争之际，就连担任过两届10年的前议员再也古玛医生也被当时的当地选民弃保，显示选举政治的无情现实。

突破选举制度局限

有者分析，我国奉行的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制”，其设计本身就不利于小党的生存，遑论有机会让他们获胜和取代第二党。确实，若选制改革能加入“比例代表”议席，那么第三政治势力大有希望和机会突围进入国会殿堂。可是回归现实，在下届大选前这个选制改革的倡议恐怕难以实现，那么我们还需要第三势力的选择吗？

要在短时间内成立一个全国性政党，广纳人才争取民众认同，并在下届大选披甲上阵而有所斩获，听起来不太现实。再加上搞政党政治，若真有野心，这将涉及相当高昂的经费和资本，那么兼顾草根利益的政治可要向谁筹钱？

笔者认为，进步的政治论述再加上有强大且坚定的公民社会支持为后盾，将会是第三势力能否突破和提供选民另一选择的关键。尽管如此，第三势力也未必全都进步。依据目前的政局，两大阵营恐怕到了选举仍深陷种族宗教课题的恶性竞争，更右派的第三政党如土权党必然会火上添油。这些年来的政治乱象、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而伴随著的背叛和反感，笔者担忧这将冲击和拉低许多中间选民的投票意愿，浇灭他们对选举政治能否带来实质改变的憧憬。因此，进步的第三势力有其扮演的重要角色。

民意潜能和市场

不同的是，下一届将会有大量介于18至21岁之间的年轻人被赋予投票权，青年课题被关注不在话下。绿色环保和社会正义课题其实也将会是第三势力可争取支持的主要切入点，毕竟目前两大阵营的改革意愿疲弱、政绩乏善可陈。相对于政府常支援的B40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城市人所感受到的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更是一个可引起极大共鸣的政策重点。纵观以上的政治需求，第三势力其实有相当潜能和“市场”去挑战目前已失焦的两大阵营，重夺政治论述的主导权。若最后能唤醒两大阵营趋中竞争，这已难能可贵。

身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不好消极地等待政党伸出援手搭救，反而应先自发自强壮大一个多元进步的公民社会基础，积极且明确地表达我们的要求和心声。不要再相信他人可以代表你去“救国”，民主也不仅是选票，“希望”更不是政党垄断的代名词！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群議良策》專欄2020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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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势力可成气候？- 文章前言

很多人說希盟將會是一屆（聯邦）政府，以目前的政治局勢來看，確實極可能如此。如果你大膽一點，甚至押註希盟任期更短（意味著執政聯盟洗牌，希盟提早瓦解）。老馬和土團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不是老早就已知道，他們與公正黨和行動黨過去的政治鬥爭中心價值不止不符還起衝突。他們四黨走在一起，最後老馬還被推舉為首相候選人，當時讓很多人傻眼或大掉眼鏡。他們的權宜聯盟雖然意外成功拿下布城，老馬和土團黨以小黨劫持諸侯牢控政治主導權，公正黨、行動黨還有誠信黨看來因權宜妥協了改革理想和原則，才會有靠近長達兩年一連串醜陋的政治歹戲拖棚。

人家說老馬就是一個犀利的trojan（現在比較流行說virus），一舉就瓦解了多元種族和自由民主政治多年累積下來的成果和政治資本（尤其是烈火莫熄的旗幟），把希盟導向更接近巫統的種族掛帥威權統治（雖然老馬在希盟架構下運作更sophiscated一點）。老馬本身的政治動作也間接分化了大馬的公民社運圈子，當初反對老馬當首相候選人的社運人士在社會普遍要‘救國’和急切換政府的心態下成為被奚落甚至被霸凌犧牲的對象，恐怕已造成一道難於彌補的感情傷害和記憶。後來也讓人看得清一些當初挺馬派與執政黨的利害關係。

當初說要‘救國’的人士，對照現今的政治局面和政績，可汗顏。那些當了官後有了歪鼻症的政客，從政理想和原則還記得嗎？面對這兩年來不太光彩的過去而不懂得反省的話，豈能重拾選民的信心和信任？下屆大選若要競選，如果希盟還在、首相未換、仍活在土團黨的淫威下，公-行-誠三黨能拿出什麼來說服民眾再投給他們？確實國陣還是沒什麼長進，非土著選民應該很難轉投給他們，但可以不要含淚投票，投選‘熟悉的魔鬼’（兩邊都是）?

我一直想通過群議社推動選舉改革（選制和地方選舉）來解放政治第三勢力。沉澱了一些想法後，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壯大並主導（進步的）政治論述，讓政改重新成為旗號。所以我在文章有談論到在我國如今第三勢力政黨的局限和困境，既使目前的外在政治氣候相當有利、選民對第三勢力有所期望和要求。我們的公民社會在509大選前的問題是太靠攏政黨、太過談權宜策略，因此未能保持獨立自主性和民間政治論述的主導地位。從中也讓不少人看到公民組織似乎被‘利用’來做捷徑/跳板來從政的例子，這負面印象其實對社運來說有所打擊。

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先讓公民社會成為那個第三勢力的主導者，這個迷失的社會和政治需要重新確立未來應走的路線和論述，要改革的烈火不該熄滅，時刻保持理智與清醒。

好了，前言也已說了不少，接下來你們可以讀一讀我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