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08, 2020

禹丞,祝你4歲快樂!

給我兒禹丞,
恭喜你啊,從昨天起終於你不再是3歲的小孩了!😆
不好意思,昨天(5/25)是你的生日,但卻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因為上週五你已先慶祝了啦!以後你可以和妹妹一起慶生,才相隔一個星期而已。你們兄妹要相親相愛!(乖啦,這樣的話,粑麻買蛋糕等才划算😂)
回顧以前的照片,那時的你比較圓潤超萌可愛,現在感覺已被‘拉長’了。是的,你變了,成長過程開始比較懂事、好奇萬靈世物,語言能力和體能也跟著提升了很多。結果:你可以整天吱吱喳喳、嘮叨講不停,問題也多(我的意思是:問問題),要求多多(有時口吻簡直就是指令)...粑粑麻麻偶爾沒(及時)回應還會被你大吼大叫,斥責我們為何沒聽(咦,怎麼那麼似曾相識?😅)。你的脾氣有時會很臭哦,暴躁抓狂起來...真的不太好處理,鮮少人看到你的這一面。 每一次的情緒爆發,就是家裡關係緊張的時刻,這個我不好說。關於情緒管理部分,尤其是在培養耐心方面,我們一起努力改進,好嗎?我看,MCO是對我們全家也是一種歷練和考驗。
這2-3個月來,因為行管令你沒得去上學跟老師朋友們玩,每天的在線課程對老師、家長和孩子們來說也是新體驗。你還算‘坐得穩’學習的孩子,對你的其他一些朋友挑戰蠻大,老師要控制局面、應付更不容易。行管令變有條件後,中心開始允許託管孩子,特別是幼小的孩子如妹妹, 但我們決定先不把你們倆送回去,因為粑粑麻麻反正現在還可以在家工作(WFH)。只送一個不一起送兩個其實也沒差。
去年的你瘋狂Robocar Poli,今年的你癡迷恐龍和野生動物,我看你熟悉恐龍種類和非洲大陸的動物猛獸還多過馬來西亞的野生動物。對大自然充滿好奇喜愛然後要探索是好事,我相信這是我們家裡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大自然。MCO後你看的大自然紀錄片的次數和長度,說不定超越了你老粑這一生看這類型紀錄片的總和吧? 侏羅紀公園電影系列都不知給你看遍第幾輪了😅
今年很抱歉啦,不能出遊太多,你知道的,你說外面還有很多‘virus’。再等一等吧,粑粑麻麻雖也著急腳癢,還是得先忍住。(我想我們前面幾個想要一起做的事包括去臨近社區爬山行走)
現在的你愛玩也會玩樂高,發揮你的創意想象力創建任何東西。你通常會一邊建一邊叫我看並跟我講解你的‘工程’--通常還包括安排粑粑麻麻、葛葛妹妹模型放置在建築工程的哪個位置。謝謝你讓我們坐上你建造的飛機、輪船、火車、汽車和各式屋子(能跟恐龍一起住特別榮幸😁)!我喜歡當你造車的時候,把我放在最前面當司機,這真的是太寫實了吧!
好啦,你4歲了,依然是深受粑粑麻麻妹妹的疼愛;梳邦和新加坡的兩位阿嫲,叔叔嬸嬸大伯大姨姨丈葛葛姐姐親戚朋友老師同學們都很喜歡你、愛你喲!祝你快樂學習和健康成長,做個愛家且負責任、人見人愛的葛葛!
愛你的,
粑粑
2020年
從5月25日寫到26日

Privatisation of healthcare and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COVID-19

Responding to this article 'How a decade of privatisation and cuts exposed England to coronavirus' from The Guardian:

The privatisation of NHS Englan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ians want to admit it or not), this is exactly what I do not want to see the direction Malaysia MOH is heading in future.
Our MOH has performed well for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thus far, we have our public health practitioners, allied workforce and health management bureacrats (all are 'civil servants') to thank for. Most of all, our MOH still have direct control of the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can coordinate quickly, deploy personnels and resources, expand the capacity, and carry out the decis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ime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dur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deadly virus, government has to act decisively and proportionately at the right time. Fortunately we have a more cohesive, less fragmented health system with proper governance.
Imagine if our government still have to negotiate with many private sector players and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pricing, labour and administrative matters? A certain association even defended a private hospital (its member) for jacking up the price outrageously to a poor patient for the face masks used by their own staffs, imagine our government has to settle with them...
See how NHS England is crippled by many functions being outsourced/privatised (while their own departments being downsized), until themselves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rapidly respond, scale up and mobilise their own resources especially during health emergency like COVID-19... note how much budget cuts the local health authority have received over the years, that is deadly to their public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六四事件和中國人

在我留學海外的時候,特別是在德國念博士時期,我有交情還不錯的幾位中國大陸朋友。儘管在大馬的大中華膠相當不理性,固然讓人厭惡和反感,但我也見到徹底反中國的相反面——那些人也有很多盲點和反智的言論舉動,到了對所有中國人深切的痛恨和歧視的地步。
我不會對所有中國大陸人一刀切認為他們都是邪惡政權的幫兇,因為我曾將心比心、深入地與這些海外留學的中國朋友溝通交流過。這些靠自己實力來到德國拿到獎學金升學唸博士班的中國人,自然不是來風花雪月無心唸書的官二代或富二代,跟他們交流可以比較深層。他們也因為來到了陌生國度,凡是在研究所遇到會講中文的人都如獲至寶,都熱情地當成同鄉。這點我沒有抗拒,也以熱情回敬,儘管我在研究所一直確立的是我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對德國人來說,或許分別不大,都是東亞人)。
敏感政治話題?肯定我們也聊過。你不能說他們對六四事件一竅不通,他們都.知.道.的。他們也沒有特地為政府辯護,知道這是個慘劇和負面的事,政府當時做這件事道德責任上是錯的,違反人權。
有一位朋友還告訴我他知道政府這樣不好,目前境內還是有很多反人權民主的事,而他支持和同情劉曉波,但他很洩氣的說在國內是沒辦法做什麼的。他雖然知情,他一個人沒有準備要犧牲和做什麼偉大事跡投入反制度的運動,他也知道這些代價。其中一個原因他要出來海外升學,就是要體驗比較自由的空氣,尋找他的理想生活方式,僅此而已。那是我跟他大概7-8年前的談話了,離開德國以後,我都沒有與這些中國朋友繼續保持聯絡。
我想,人各有志,我何德何能一味要求人家一定要為社會和國家(壯烈)犧牲呢?很多時候我都不會逼問他們為何不做這個和那個。有些大馬華人說得容易,在2008年前多少人曾站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在08年前就有累積一些經驗了,少來唬爛)
那麼共產黨人就一定邪惡?那時我在實驗室認識一位中國女生朋友,她的男友也在德國求學但分隔兩地。我也通過這位女生認識了他。有個週末我去柏林,順便找他借宿,當天晚上就聊了很多,才知道原來他曾加入共青團。他不吝嗇分享了很多他在制度內和待在解放軍時的經驗,還給我作了很多國際關係和軍事分析。
至於六四事件,他知道那是個人道災難,但他指出中共高層權力內部的變化,還有隨後的國家方向和政策及領導人意識形態都解釋了當時中共的選擇並非不理性,導致了這個無法避免的結局。我則認為其實可以用其他方式避免這麼血腥的鎮壓,他認同但理解為何中共當時要速戰速決。我不覺得他要處處為中共辯護,僅是提供局內人或中共處身角度分析,利害關係是一點,道德對錯判斷則是另一點,在那點上我跟他差異不大。他本身也對民主改革是有興趣的,制度內也有人去推,我那時才通過他了解更多一些平常在國際媒體上沒讀到的資訊。
我到了今天,還是不能認同中共政權,特別是它對所謂的‘自己人’(香港、台灣、西藏、新疆維吾人等)的鴨霸欺壓;對異議分子的管制和嚴懲;不談人權民主,只談經濟貿易和國際關係利益,這點我也會繼續批評和反對。
但中國人不能等同於中共人,在中國境內也有人是受害者,這點我一直都很明了。
至於六四事件,我的認知和判斷到現在還是告訴我,中共做錯了,這事件要得到平反,不能忘記。

國家經濟復甦計劃


今早上AiFM電台《一週新聞點評》節目談經濟復甦計劃PENJANA。以下是我的草稿內容:
• 整體評論這一次的「經濟重振計畫」,解讀政府期望達到什麼效果?
>> 國家經濟復甦計劃(PENJANA),這是繼PRIHATIN振興經濟配套和關懷中小企業附加配套後的政府注資輔助經濟的最新計劃。PENJANA總值350億令吉,後者2600億令吉。三個計劃和配套當中政府直接注資的數目其實是450億而已,剩餘的款項來自私人企業的相對應投入、法定機構和官聯公司的配合注入以及政府本身的收入減免(如扣稅、免稅和租金不收費)。(註:馬哈迪掌代首相時也推出一個200億的振興經濟配套政策)
根據最新的國家經濟復甦計劃推出的40項所謂惠民利商措施,政府列出了3大宗旨,那就是為民增權賦能、促進業務及刺激經濟。簡單來說,政府希望救人、救企業、和刺激市場和消費。所謂的“救人”,是短期內施以援手幫助需要的人和群體,特別是勞動力。企業方面明顯顧及中小和微型企業。
四月的時候國家銀行已估計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放緩,最樂觀是0.5%,最悲觀是負成長2%。隨著全球疫情仍惡化當中,經濟也深受打擊,現在可能又要調整了。相信政府希望可以透過這3個計劃配套穩住經濟,避免往最糟糕的情景走去,同時保住大部分國民的飯碗、避免太多的中小和微型企業倒閉。尤其是在民主國家,一個政府一旦在經濟表現不濟、國民不能安居樂業陷入苦難,相信下屆大選該執政聯盟成員黨都不好過。
• 我們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再承擔一個350億令吉的政策嗎?
>>剛才我曾提到,這個最新的計劃再加上早前的兩大經濟配套總值2950億令吉,政府直接注資其中的450億。財長東姑扎夫魯已向媒體表示,政府需要舉債應付這個負擔可能導致政府的財政赤字提高至6% GDP,比去年翻倍了。公共債務方面,預料將超過法定頂限55%國內生產總值,目前是52%。根據財長,這是為了拯救人民和經濟,在所不惜。財政赤字最糟糕的那年2009正值全球金融風暴,達6.7%GDP,目前還沒到那地步。環顧鄰國,印尼今年的赤字會達6.27%,泰國今年的公共債務會達52%GDP,明年57%。
所以,我認為,如果需要,政府還是必須端出更多的經濟振興和拯救配套。政府也不一定要全然自己注資入市場,政府還是有舉債度過難關的選項,人民可以諒解。
• 政府推出經濟計畫,是否有辦法照顧各行各業所有人?有什麼領域被忽略了嗎?
>> 有可能照顧好各行各業所有人嗎?首先,政府需要鑒定那些群體受影響最大、最需要援助,畢竟各行業受影響的程度不同。接下來就是要決定到底該怎樣幫助、幫助多少?要了解,政府此時此刻推出的經濟復甦計劃重點應該是為了短期解救受困的群體和行業,並不是為了幫企業或個人填補疫情來襲前預期的賺幅,那個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有些行業短期內恐怕都很難復甦,例如旅遊業相關的服務業和航空業。這些與全球疫情大趨勢有關,再加上新正常生活措施等限制,無論政府要砸入多少資金都不一定能幫助旅遊業大幅度復甦,畢竟旅遊業是要看到人潮回來消費。目前國內疫情受控制的當兒,政府開始鼓吹cuti-cuti Malaysia,那不是問題,但前提是疫情要繼續受控制,行管令不限制人民,本地的旅遊業才可能持續復甦。
對最新的經濟計劃,我的批評是政府太過於著重於受薪僱用勞動力,比較忽略我國勞動市場大約四分之一的自僱人士。如果你看裡面的措施,無論是針對保住員工飯碗的薪水補貼輔助,援助失業人士協助重返職場、技術提升等都不適用與自僱人士。若說這些自僱人士很多經商小本生意,那麼他們一定要有註冊企業才能獲得政府的低息借貸急救。這些是貸款哦,職場打工一族則收到錢直接受惠。還有很多的自僱人士是打雜工的、或從事農業和漁業。有關農業和漁業方面,你要讀到首相講詞的最後第四頁才有提及,除了油棕業獲得特別免稅眷顧,鄉下的農夫漁夫並不能直接受惠,除非是要向Dana Agrofood借錢。吊詭的是,反而是在城裡社區農耕者可獲津貼(每人500令吉),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此外政府也應該著重小市民消費的零售業。網上購物和電子商務固然是商業轉型的一種,但這還難以取代傳統店面的零售業。
• 政策中,協助人民就業、提供救濟金的作法,是不是被喻為最快速見效的作法?
>> 在疫情引發的經濟蕭條下,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拯救者。尤其是在頒布了行動管制令後,市場在這種失調失控的情況下連企業都照顧不了自己,很難去照顧員工的福利。提供救濟金給失業者、薪水補貼機制換取公司不裁員等,政府確保人民保住飯碗。人民能就業,需要政府直接的福利援助就減少,不會民不聊生。
是的,那是最快速見效的作法,但那也充其量只是貼補的膠布短期內先止住傷口而已。要傷口愈合才是政府要努力的中期目標,政府也不能一直注資救濟。要知道救濟那筆錢,目前在政府稅收等收入大受影響縮水的當兒,主要還是來自舉債,而我國的公共債務大部分其實也來自國內的投資者,意思即是人民自己啦!
• 免稅、延遲繳稅,如何減緩人民的經濟壓力?是否可以很好地扶持特定領域,如旅遊、汽車、房產等等?
>> 失去收入的人民擔心三餐溫飽問題,要知道真正有繳稅的勞動力僅有15%。免稅和延遲繳稅政策惠及的是中高收入的家庭。但這個政策放在企業的生存角度來看,就不一樣了,畢竟稅務也是一個生意的成本。過去兩三個月公司缺乏收入,當然如果這個成本可以豁免或延遲繳付,可以幫上大忙。這些公司企業不倒閉不裁員就代表從事這些行業人民還保住工作飯碗。但更有用的政策在PRIHATIN振興經濟配套裡就有提過了,延遲繳付貸款,免付政府組屋和商業單位租金,這些直接把人民和企業的財政負擔壓力拿走的措施,還能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或存款度過行管令無收入的嚴寒。
說到房產、汽車和旅遊業,要振興這些行業刺激消費的對象確實是中高收入群體,因為他們在這個時候還可能有閒錢。政府的措施是提供利好的條件誘惑他們消費在這些,畢竟在疫情籠罩和經濟低迷的時候,如果沒有這些誘因,大概這些行業也要繼續慘淡經營。是否這些利好措施已足夠吸引眾人消費了?這還有待觀察,我預測本地旅遊業可能先恢復。除非房產價大幅度滑落,不然這段期間也不容易說服人去貸款。貸款這點還要看國家銀行是否會再調低基本借貸率。
• 你覺得當中哪些政策是最正確的?
.>> 我特別讚賞政府為了鼓勵員工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而提供獎掖給公司購買電腦、手機等配備,還要求電訊公司白天開放免費的1GB網路給使用者,甚至提供津貼給家長送孩子去托兒所,這樣能確保員工能有效地在家工作。在這一點,政府配合公共衛生防疫措施的舉動,心口合一。高招的設計是,政府要僱主買的電腦才算數,避免員工因個人喜好購買和領取政府的獎掖。
• 全球經濟都陷入衰退,你認為,這類型的扶持或振興計畫,應該延續多長時間?
>> 我認為,國家的經濟復甦或振興計劃需根據國內和全球疫情走勢而量身訂做。一旦國內的疫情已受控制、經濟活動獲得更多的寬鬆、市場重新活絡、國內經濟正走向復甦的道路,那麼政府的資助和扶持就可以相應調整減少。
在全球經濟體下,我國算是小國,內需市場不足夠撐起整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和特定服務業。單單是貿易額方面,就差不多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如果全球經濟依然不濟,國外的需求疲弱,那麼我國依賴出口的一些行業要面對訂單減少、最終要可能面對虧損、裁員或倒閉。雖然政府盡量不要公司、工廠倒閉,但如果那些企業面對全球經濟的裁決而淘汰,不能說可惜。政府也不能一直扶持到底,畢竟做生意承擔風險的是商家企業,政府不應該扛上或紓困(bail out)。
• 國家經濟要如何才能回到正軌?一定要等到疫苗面世嗎?
>> 經濟會運轉因為有人要消費或交易,間中有人可以有收入和利潤,這些可以支付員工薪水,接著員工們又可以拿來消費滾經濟雪球。唯有這樣,國家經濟才能‘回到正軌’,或回到‘新正常’水平。
要刺激經濟,重點有兩個:(一)刺激消費,(二)確保人民有足夠錢或可支配收入來消費。這兩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有關疫情的發展,不一定要等到疫苗或可控制的藥物出現也可進行經濟模式轉移。根據我本身的生物醫學學術認知和觀察,疫苗甚至可能不會出現,既使出現也未必是理想的疫苗。類似新冠病毒的同類SARS和MERS病毒這麼多年了沒有疫苗,而艾滋病病毒出現了快要40年也是如此。抗藥出現的幾率會比較高些,但這意味著不能避免被感染,因此今後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們都需要在“新常態”生活中度過。
經濟復甦不能等疫苗和抗藥,這個“新常態”生活也是全球人要學習的事,看來需要過一段時間大部分國家才能比較控制疫情,全球經濟才復甦。目前我國已相當控制疫情了,我國如果可以比較早準備先復甦,為何不呢?

Saturday, June 06, 2020

逮捕无证客工 恐“疫”发难收



发布于 2020年06月03日 18时00分 • 最后更新 3天前 • 报导:黄俊南

(槟城3日讯)第三世界网络高级研究员林志翰博士认为,随著我国最近的新冠肺炎病例中,有许多受感染者是外籍人士,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政府此时不应逮捕无证件外籍客工,以免他们带著病毒逃走,使之成为计时炸弹。
他接受《东方日报》电访时表示,于4月17日,当时在我国所有确诊病例中,有11.4%,即601人是外国人。而截至6月3日时,外籍人士的确诊病例就占至26.4%(2108人)。
“在40多天里增加了1500多个外籍人士,最近也看到很多确诊病人是客工,也有客工的感染群。最近也有清洁公司主动让工人进行检验,才察觉多一个感染群。”
他说,当政府大肆逮捕无证件客工时,最近就有多个移民局扣留营出现感染群的事件,就已曝露出这措施的问题,而那些新被逮捕的人可能未被检验,或即使被检验,有人在染病初期的检验结果也不会呈阳性的,因此这并非一个很保险的方法。
“而且,逮捕他们后,在扣留营里也很难保持社交距离。即使要把其它建筑改造成扣留所,但我国那么多客工,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他补充,现在很多国家也封锁边境,即使我国要把无证件遣送回国,对方也未必接受,因此政府应检讨这措施。
“当政府要逮捕他们时,有人会逃去深山,而这些人可能早已受感染,这就变成一个计时炸弹,因此这在防疫方面是反效果的,政府最近最好别到处去抓人。”
他也认为,最近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客工身上时,也会构成歧视。他不讳言,客工的卫生程度、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等因素,都会提高他们染病的风险。
“但北马也有许多客工,确诊病例依然很少,目前确诊的客工多数在中马一带,因此不代表客工多,确诊病例就会高,最重要是看有没有病种出现。”
他也认为,虽然政府目前未在客工社群进行大规模的检验,但他认为卫生部应主动在疫情红区和高风险区为客工进行检验。
他补充,私人检验的费用很贵,因此希望政府能补贴检验费,或用政府资源进行检验。

“应延长有条件行管令”
政策研究员林志翰表示,政府或应延长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并严管跨州行动,以免高风险区的人民把病毒带往低风险区。
他认为,一些基本的措施如边境管制、标准作业程序、没大型集会也需继续维持,但其他措施可放宽。
“即使取消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但维持这些措施。我也没异议。”
他也认为,另一个问题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已和本地的家人分割一段时间,而且还不懂何时能见面。
“新加坡和我国政府必须拟定一些政策给这群人,因为除了公共卫生,也需关注社会问题。”
但他表示,新加坡最近新增的确诊病例依然很高,不认为新加坡政府最近会放宽,但他希望可在疫情稳定后就能有所放宽。

Wednesday, June 03, 2020

换政府手段、目的和结果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才见好转,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尚未结束,新一波的政治斗争却卷土重来。继喜来登政变后,政治精英圈内互揭疮疤,先后端出会议录音来指控对方或为某些领袖要退出(或背叛)希盟的决定护短,接著动作连连,包括吊销土团党五人党籍、马哈迪占领党总部、传言希盟和马哈迪策动新一波的跳槽倒国盟政府。
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发生在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反映出这些政治领袖们有多“关心”疫情和民间疾苦。这场赤裸裸的政权争夺战,政治精英玩议席大风吹的数字游戏,即使有提改革议程似乎只是挂在嘴边,他们真为了人民福祉利益著想吗?
再换政府数点疑虑
接著的问题是,如果希盟政府2.0成功发动政变再换政府,(一)这个新政府有何正当性?当初反对政治青蛙走后门的人现在走前门了吗?这给选民传达了什么讯息?
(二)靠跳槽(且可能涉及利益输送)得来的政权会稳定吗?
(三)谁会是首相?若是马哈迪,已无党籍且不在希盟里的他更弱势了,凭什么拜相、要希盟领导安华退让?他还会遵守过去的承诺传位给安华吗?但若是安华,以马哈迪的个性他会扮演什么角色?马哈迪会愿意屈居其下?安华会不会复制慕尤丁那套用官职和官联公司董事高职来笼络造王者跳槽?
(四)新政权的政策共识会是什么?还会遵守和兑现以前高举的希盟竞选宣言吗?假设换了政府还是如希盟1.0时期裹足不前、国(阵)规希(盟)随,对人民来说,换了有分别吗?
若问题源自跳槽,与其让双方跳来跳去加剧政权的不稳定性,不如解散国会还政于民?但这也不担保选举后,朝野的席次差距可足以避免随后而来的“跳槽风”。倘若联邦政府现在要制定类似槟州的反跳槽法,各党和民间组织的态度又会如何?
其实造成目前政治乱象的“病毒”,或早在第14届大选前已入侵,希盟执政时已出现“口是心非、货不对办”的症状,喜来登政变则是病发的大件事。随后的事态更是对选举民主制度的破坏和嘲弄。喜来登政变是政客、社运意见领袖乃至学者的借镜,重新检验和反思当初希盟招揽土团党到最后推举老马为首相人选的决定或支持该决定的立场。
若说换政府倒纳吉是目的,有者表示这已成功了,信誓旦旦不后悔。他们坚持上届大选必需依赖马哈迪这个“招牌”首相人选才能造就历史性换政府。他们也相信换政府是为了开启制度改革、伸张正义,重建国家社会必经的一步。我们固然应当追求这些最终目的,但我坚持公义的手段达至公平正义的结果(just means lead to just ends)。即使不提手段只论结果,也要反省当初的选择是否真能导向所期望的结果,比如制度改革。
历史确实没有如果。问题是,当初要推翻纳吉政府是否只有一条途径,而且“非马不可”?当时已知非土著选民无论如何都几乎情归希盟,纳吉夫妇的形象极度不讨好,大部分人要投反对票,土著的反对票最后也分散到希盟和伊党。若那时土团党照旧参选,但马哈迪不做首相候选人,只做超级助选人,是否就一定换不成政府呢?
不难理解的马哈迪
马哈迪劣迹斑斑、前科累累,改革诚信备受质疑,加上他对抗纳吉政府有强烈的个人复仇议程和色彩,凡是熟读大马近代政治史和他人撰写的马哈迪传记书籍(比如Barry Wain的Malaysian Maverick),或长期观察其言行的人,要对他作出合理的判断分析并不难。
当时群议社社长林奕慧就撰文形容被推举为希盟首相人选的马哈迪是“计时炸弹”。最后确实他引爆了。难道邀请马哈迪一起参战对抗国阵就必须让他统帅,掌舵改革列车的方向盘?我国政治仍是人治主导,怎能忽略或轻视个人能动性(agency)因素?况且,明知首相权力过于庞大,马哈迪又是做事从不按照牌理出牌、不守原则、控制欲强,甚至堪称“独裁者”的政坛老手。如今事实证明他始终如一,那么改变了的又是谁?
结果,马哈迪掌盘时有按照蓝图方向开去吗?政改不是荒腔走调,就是没有下文。后来希盟也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希盟内部反遭原本的少数控制甚至分裂。因此最后让希盟政府垮台的究竟是谁?
有人曾比喻老马就是打开布城门的木马,里面装的是土团党人包括慕尤丁。执政期间,木马人反客为主,还里应外合,企图两边通吃。希盟最后的困局和布城沦陷,真的是无可预知的结果?我痛心的是,“烈火莫熄”政改运动累积了20年的民意基础,可能随著希盟垮台而溃散,而执政期间政治领袖的“失信”,恐怕未来需费更多功夫和时间重拾人民的信任支持政改。
冒险抄捷径的祸害
当初为希盟阵营摇旗呐喊并支持“马”首是瞻的党团军师和社会意见领袖,是否曾认真地针对“马哈迪因素”作长远局势的系统和策略分析?他们是否承认当初的选择是冒险抄捷径,低估了马哈迪可能带来的破坏,能否仅用一句“判断错误”就可推诿塞责?若硬要论结果,至少也要有个好结果可交代,现在有吗?该不该检讨当初的手段呢?若说这是策略性豪赌,当初有坦诚地设想,并且向大众提及这个可能的负面后果吗?
政局峰回路转,如今政权又落入国盟手中,这是我国民主改革运动的一个借鉴。人民的希望?恐怕不在希望联盟。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群議良策》專欄2020年6月3日

東方日報FB po 文留言链接在此。

Saturday, May 16, 2020

988FM 《时事100度》點評(5月15日)




第一题: 马哈迪安华联合声明再合作
1) 为什么又再次合作?目的是什么?
答: 他们两老再次攜手合作,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因为爱情。
先看联合声明的日期,5月9号,理应是希盟成功改朝换代,执政的两周年纪念日。
再看内容。重点大致上是,他们俩不承认现在的政府,说这些人违背了人民的委托、辜负了选民要求改变的声音。制度改革、法治和经济发展进程也随着政变中断了。
就白一点就是,对方不仁不义,而我们俩代表民主、改革、公正、自由,把执政权交还给我们希盟!
这样的剧本,希盟支持者肯定感动鼓掌欢呼,‘两老为了人民又和解了’,是这样吗?
安华和马哈迪联手对抗国盟政府是真的,但是看在共同利益上。
肯定安华和马哈迪各怀鬼胎。马哈迪号召土团党回归希盟,难道真的为了改革和民主?还不是想要继续做大哥,眷恋希盟各党对他俯首称臣让他继续呼风唤雨。安华好不容易终于被拥护成希盟的新共主,如果成功倒慕,这次要他让出相位?
2)联合声明透露了什么讯息?有办法解决希盟各党之间、甚至这两人之间的纠纷矛盾吗?
答:昨天马来邮报报导,安华承认他备受批评指责为何还要与马哈迪保持合作关系。他解释说那份联合声明他是以反对党领袖签署的,代表的是整个反对阵线包括马哈迪在内的少数土团党议员和民兴党议员,不止是现在的希盟3党而已。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就只有他和马哈迪签署声明而已呢?为何不要像5月4日的5党党魁一起签署的联合声明要求延长国会?
再来,这封信也没有透露两人的未来动向。无论是他们的联手出击成功或失败,过后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假设真的成功了,谁会是首相?这次可以是希盟共主安华了吗?如果最后首相会是安华,马哈迪当初因不要传位给安华而拉倒希盟政府,不是看起来很傻很儿戏,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点?
他们俩互相厌恶撕破脸皮的戏码记忆还犹新,特别是在(3月1日慕尤丁宣誓就任第8位首相)马哈迪重返相位的计划确定被打败了后,他就毒舌起来。记得他说什么吗?他怪安华gila-gila nak jadi PM, (发狂就是为了当首相),还说安华不行因为没多少人支持他。两周后他又在媒体怪罪安华一直策划要他早日下台。安华过后接受采访时也说他不再相信马哈迪。上个月他回敬老马问说到底是谁疯狂恋权要在90多岁继续当首相。
你们当中会有人真的相信现在他们和好了?哇塞,果然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结局最叫座。
喂,他们俩已不是小孩子,玩‘friend你不friend你’的游戏了。你们要会看戏啦——戏的意思就是演给你看的,当然不是真的啦!
3)他们会成功吗?能合作多久?短期未来面对的矛盾和挑战是什么?
答:他们能合作多久?记得英国19世纪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很现实的,当对方不再有什么‘利用价值’帮助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如权力,那么他们就分道扬镳!预料一旦他们不能在5月和7月的国会里成功倒慕拔丁,大势已去了后就各走各路。
未来还能不能合作,还就要再看马哈迪派系的土团党领袖的能耐和造化,能不能撑过今年党选,再看未来他们的残余势力和‘选票’号召力。事实上,过了喜来登政变后,马哈迪的M字招牌价值已猛挫。
但如果真能意外地成功以不信任动议扳倒慕尤丁国盟政府,那么谁来当新的首相肯定是首先最棘手的问题和矛盾。本人实在不太看好这个可能性。



第二题: 对首相投不信任动议的角力。

1)不信任动议有办法在下周一登上殿堂吗?马哈迪的动议被接纳了,有办法被安排宣读?
答:根据前天的议长通告声明,下周的国会就只开会一天,议程是最高元首开幕发表施政御词而已,没有其他环节了。早前的通告确实表示慕尤丁政府将提呈和辩论4个动议和两个法案,现在没有了,大概下午之前就休会散会直到7月再见。所以,不信任动议预料不能见光。
首相是国会领袖和议会主席,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理由,他决定了开会的天数和主导议会议程。
这样一来,既使是一天的国会,国盟政府已可符合宪法要求——(距上次的开会日期)国会至少要在六个月内召开一次。
马哈迪现在是反对党议员,他提呈的动议属于私人议员动议,不算是政府事务。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说得没错,既使是下午环节有开放,既使议长依然亲希盟,但他必须优先安排处理政府事务。因此对于私人议员动议,一般上除非政府让路不然很难见光。
所以议长接纳动议是一回事,安排议案呈堂宣读的次序他还是得专业地遵循程序去执行。
2)不信任动议应该在疫情仍蔓延的此时此刻提呈吗?
答:我的看法是,这项动议应趁早在国会提呈和表决,这有助于首相慕尤丁确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正当性,检验他拥有大多数信任支持组成政府,顺便止住那些频频说他的国盟政府‘走后门’的嘴巴。在任何时刻这个动作皆可稳住政局,提高人民对现任政府的信心,更何况现在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民需要有正当性的政权给予指挥协调,心服口服才会遵守新政策指令。
所以,慕尤丁应该放行让这个不信任动议提呈上来,最好就解决掉它。当然,条件是他确实真的能掌握多数议员的支持。现在他好像心虚,因为各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暗流汹涌,这个显然是他的担忧。
3)假设成功提呈该动议,慕尤丁有足够议席数目、能撑得过吗?盟党们是否已表态?
答:纸面上,慕尤丁的国盟政府理应有114席对垒安华领导的在野阵线的108席,那么说他就掌握简单多数可否决不信任动议,确立了他政府的正当性。虽说如此,风险是只要他阵线里有至少3议员跑票,他就丧失了简单多数的优势。这个有可能吗?很难说。
上个月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就表示,所有政府后座议员将可获官联公司的董事一职。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是用公职来诱惑后座议员的伎俩,保住他们对政府的支持,排排坐有果果吃。这个游戏的玩法早在国阵时代就有了,希盟也有类似的权宜安排既使不是所有后座议员获得如此的待遇。目前国盟政府已确定安顿了8个后座议员这些机构职位,还有另外盛传7个正安排当中。
如果后者面对不信任动议的挑战,3天前国阵通过主席扎希表态将无条件支持首相慕尤丁,这无疑增强了慕尤丁的信心,但这或许仍不足于保证他可轻骑过关。
4)若不小心输掉了不信任动议,意味着什么?慕尤丁有什么王牌仍握在手上保住他政权?
答:如果慕尤丁真的遇到跑票,不小心输掉了不信任动议,那么他和内阁全体成员就必须总辞。他可以向最高元首要求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但最高元首有权不答应,然后由最高元首来鉴定和挑选下一位最有可能获得国会大多数支持的领袖为首相并组新内阁。
所以,我相当肯定慕尤丁不敢太贸然行事,因为输掉了不信任动议就意味着他丢官了。他需要时间整顿公家资源分发出去给支持者。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绑桩’。这对国家人民不是什么好事,毕竟法定机构和官联公司高职应由最适合的相关专业人士来担任执行任务,由国会议员政治人物来担当除了要‘养’他们之外,没增加政府效率,说白了是浪费纳税人钱或公司资源。


第三题:CMCO再延长四星期的考量。

1)延长合理吗?政府考量的因素是什么,与开斋回乡浪潮有关吗?
答:首先,有条件行管令会继续下去并延长至6月9日。看回月历,就可发现这段期间涵盖了开斋节、东马的两大节日(达雅丰收节和沙巴丰收节)。这些节日一般会看到回乡的浪潮。
再看看近期的每日新增病例的数字。虽说已降至50以下,但在一些红色疫区还是常有新病例。通常这些红色疫区都在城市,相对于很多县市郊区特别是北马和东海岸州属很多已多日甚至是好几个星期没新增病例。
分析所谓的每日新增病例,除了国外引入和群聚追踪病例,目前政府顾虑的是还未被发现的社区感染病例,要根除不易、能压多久就多久。
有条件行管令主要是为了要控制跨州人流,并设定下防疫SOP给各行各业去遵守,以让人调适未来的解封状态。坦白说,现在的有条件行管令已让人相对宽松舒服了,很多人都可以透一透气不用一直待在家里,照理来说延长多几周应该改变不大。
2) 那些所谓放宽的开业和社交条件能够有效执法监督吗?
答:最新的宣布针对几个方面:
1)跨州分隔两地的伴侣亲人,2)困在大学院校宿舍的学生,3)要在宗教场所礼拜的人,4)大节日时期州内拜访的人数限制。
对于跨州的人流,除了人民需要通过Gerak Malaysia app或在警察局申请,警察大可在主要的州边境设障碍监督人民。至于宗教场所的SOP,管理员与信徒之间的自律管理很重要。正如近来越来越多的餐厅开业允许人们堂食,大家要小心遵守SOP。
现在最多人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执法监督大节日期间拜访人数的顶限20人啊?
警察有可能去社区巡逻计算屋内的访客人数吗?毕竟当局不可能要求这些居家像店面那样登记访客或要测量体温才可允许访客进入。屋子里面的社交距离或许也只能要求主人家和访客自律,不能硬性规定。
大家都知道新年期间燃放烟火爆竹是非法、不被允许的,很多人还不是照放?如果政府连那个明目张胆的非法活动都无法有效执法,我相信20人访客的限制差不多如同虚设。所以卫生总监诺希山在日前说,人数不是重点,而是大家拜访的时候有没有注重个人卫生和做足防疫措施?
3)韩国近来面对新一波的疫情袭击,我国在放宽各行业后会步上后尘吗?
答:早期面对瘟疫到后来有效地控制疫情的韩国,他们没落实类似我国的行管令或封城令。这整体表现要归功韩国民族自律的精神。但无论怎样自律也好,一旦有一人或几人不小心成为那些‘坏苹果’,就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近韩国的新增病例其中是由于有一患者一晚流连好几个酒吧,就传染了好几十位。在疫情最受控制的期间,韩国每日新增病例只不过是单位数而已,现在又回到双位数。
所以,你问我到底我国会不会面对新一波疫情袭击?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存在。
在疫苗还未被研发前,绝大部分的国人面对病毒皆有被感染的风险。一日全球大流行疫情没停止散播病毒,我国随时要面对新一波疫情考验。专家预料这个情况会延续两年。
看来我们要习惯不同程度的行管令,工作单位如公司和政府亦需如此。只要人民配合卫生部,遵守防疫措施和SOP,大家应该可以共同把疫情控制下来,把伤害和损失减至最低。


Monday, May 11, 2020

Civil society need not bow to politicians

Debut article under the newly established Agora Society TMI column, published on The Malaysian Insight, 11 May 2020

Original title: The need to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civil society movement
***
MAY 9 was supposed to be a day for Pakatan Harapan MPs, workers and supporters to celebrate the pact’s 2018 election victory.
However, the dramatic political conspiracy and scheming widely known now as the “Sheraton Move”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o the bewilderment and disgust of the entire nation.
While the drama was orchestrated by the political elite, hav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reviewed their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with regard to what they achieved – or didn’t – during PH rule?
It is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the least, that the PH government disappointed many reform-minded supporters, with few achievements to show for, let alone the promised paradigm shift in policies, in its nearly two years in Putrajaya. Even the “good and widely praised” persons appointed to certain public offices face removal given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reform should be entrenched and permanent, unlike mere mortals in the hot seats.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t? Before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here were some civil society leaders who tactically threw their support behind PH and its choice of prime minister, whose track record is tainted with autocracy, cronyism, racism, abuse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crackdowns on democratic demands for reform. And yet, some still harboured hope that he would change his spots under the PH banner. Overthrowing the Barisan Nasional government, and especially Najib Razak, became PH’s primary, if not sole, agenda.
For the organisations that had worked hard to realise their caus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was great temptation to see their reform efforts finally bear fruit. Instead of maintaining an independent stance, however, some decided to take the partisan line and campaigned for one side’s candidates. The sloganeering reached nauseating levels and the patriotism card was frequently flashed with claims to “save Malaysia” or “prevent the country from going bankrupt”. Some went as far as to reassure the people that PH was “not the same” as BN, and would “share power equally”. Most of all, it would “keep in check” the person at the helm.
Some civil society figures, among them former Bersih 2.0 chairman Maria Chin Abdullah, joined PH, and contested and won the elections. Others were happily “co-opted” into the system later. Hopes and expectations were high then.
Two years later, we know how the story goes. Those who might have misled the people during the GE14 campaign now have many excuses, but not a single apology. No promise or manifesto has been outlined by the Perikatan Nasional government, which has said its focus is fighting Covid-19. The hope for reform appears to have diminished, and we are back to square one.
Where should progressive, reform-minded civil groups go next? Should they still pin their hopes on one coalition, rising and falling with it?
It is activism gone wrong when such groups identify themselves more with those who hold power than the grassroots movements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their legitimacy. This happens when civil society leaders see themselves as the elite and believe that societal change can happen with back-room power brokering – the friendlier the party they get accustomed to, the higher the chance of success, or so they think.
I hope the bitter experience of the past two years will change their perspective, and for social movements to return to the basics: alerting, educating, inspiring and empowering the public as part of a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uilt on universal values and principles.
Perhaps, there’s no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study social activism theorist Bill Moyer’s work on the Movement Action Plan, which clarifies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organising and building them. He reminds us that a social activist has four roles, namely citizen, rebel, change agent and reformer, which varies according to a movement’s stages.


There are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ways to carry each role. For example, the ineffective “naive citizen” tends to have too much faith in power-holders and institutions serving the public’s interests over those of the elite. The “super-patriot”, meanwhile, is automatically obedient to power-holders in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Any means necessary”, as opposed to “means equal ends”, is a grave mistake that demands a heavy price. Giving tacit support to a suspicious leader is a good example; that’s a big gamble indeed.
Also, the self-identified leaders of certain issues may be too elitist, impeding the growth of social movements. Those who promote minor reform as a compromise, or allow for “co-optation”, are also ineffectively playing the role of change agent and/or reformer.
Maintain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civil groups is as crucial as keeping their core principles. Being part of social movements doesn’t mean one must always rebel. Equally, effective advocacy and lobbying doesn’t suggest a need to lean over and take a partisan line, or be co-opted. Regardless of how desperate or hopeless a situation seems, social movements should not take shortcuts.
I believe that a healthy and vibrant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should reflect the “people power” structure: a strong,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civil society with an active citizenry that embraces universal values. This should serve as the backbone of our democracy.
Power-holders, even if derived from an electoral democracy, do not own absolute truth, and they are not our bosses. There’s no reason for civil society to bow to them. – May 11, 2020.
* Dr Lim Chee Han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Agora Society and senior researcher at Third World Network. He holds a PhD in infection biology from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Germany, and an MSc in immunology and BSc in biotechnology from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policies are his concerns. He believes a nation can advance significantly if policymaking and research are taken seriously.

The need to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civil society movement

Submitted manuscript.

The need to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civil society movement
9th May is supposed to be a day for the Pakatan Harapan members of parliament, party workers and supporters to celebrate their anniversary of success,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The dramatic political conspiracy and betrayal scheme were timely and swiftly played out by the end of February (famously known as the ‘Sheraton Move’ today) as the naked power struggle and horse-trading exercise bewildered and disgusted the whole nation. While the drama was exclusively played by the political elites, have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reflected and reviewed their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with what they had achieved (or not) during the PH government rule? It is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the least that the PH government has disappointed many reform-minded supporters because of the little achievements to show in nearly 2 years of rule. There have been too little reform, let alone a paradigm shift in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which the PH has promised. Even the ‘good and widely praised’ persons appointed to certain public offices, would face the consequence of removal given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reform should be more entrenched and permanent than just some mortals in the hot seats.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 Before GE14 there were some CSO leaders who tactically threw in vehement support for the PH coalition and rallied behind their prime minister candidate whose past records had been tainted with autocracy, cronyism, racism, abusing state institutions and cracking down on democratic demands for reform. Yet some still harboured the hope that the candidate would change his spots under the PH banner. Overthrowing the longstanding BN government and especially Najib Razak as the sitting prime minister had become their primary objective, if not the only agenda.
For the organizations or movements who had been working so hard to realize their cause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at was a great temptation – whether one calls it a desperate or opportunistic move, to see their reform efforts finally bear fruits in the end. However, instead of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stance, some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decided to take the partisan line, and heavily campaigned for the candidates from one side. The campaign sloganeering reached a nauseating level, flashing out the patriotic card such as claiming to ‘Save Malaysia’ or ‘prevent the country from going bankrupt’.  Some would even go as far as  ‘reassuring’’ the people that the PH coal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BN), as they would ‘share power equally’, and most of all they could ‘keep in check’ the person at helm.
Some members from the CSO joined PH, contested and won in the last GE (eg. Bersih 2.0 ex-chairperson Maria Chin Abdullah), and some others from CSO within were happily being ‘co-opted’ into the system later. Hopes and expectations were indeed high at that moment. We know how the story went about 2 years later, yet those who may have misled the people during the GE14 campaign, now seem to have other words of excuse, anything but apology. No promises or manifesto have been outlined by the current Perikatan Nasional (PN) government who claim their focus now is on fighting over the COVID-19, the hope of reform seems diminished and back to square one.
Where should the progressive and reform-minded CSOs and individuals go next? Should they still hinge their hope on one political coalition, rising and falling with the latter? Here I would argue that such model of activism or social movement has gone wrong, due to the CSOs’ personnel identifying themselves more with the powerholders than the movement grassroots which the social activists should have derived their legitimacy from. This may happen when the social movement leaders see themselves as the elites and believe that societal change could happen due to power brokerage in the backroom – the more friendly the party they get accustomed with, the higher the chance of success, or so they think. I hope the bitter experience of the past two years would change their perspective,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needs to go back to the basic: alerting, educating, inspiring and empowering the general public, as part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must be built on universal values and principles.
Perhaps there is no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devote some time to the social activism theorist Bill Moyer’s work (2001) on Movement Action Plan (MAP) which clarifies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organising and building them. Bill reminds us that a social activist has four roles to play: citizen, rebel, change agent and reformer (see Figure 1 below),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stages of social movement. However, there are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ways (or pitfalls) to carry each role. For example, the ineffective role of citizen would be ‘naïve citizen’ who tend to have too much faith in the powerholders (ie. right people in the hot seat) and institutions to serve their interest instead of special elite interests; or ‘super-patriot’ who gives automatic obedience to powerholders in the name of country. ‘Any means necessary’ is a grave tactical mistake with a heavy price to pay later (as opposed to ‘means equal ends’)-- giving tacit support for a highly suspicious political leader the rein in governance is indeed a big gamble and one good example of ‘any means necessary’. Those self-identified leaders of certain issues/agendas could be too elitist, impeding the growth of movement (certai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Kuantan was once plagued with the issue); those who promote minor reform as compromise or allow ‘co-optation’, these are identified as ineffective way of playing the role of change agent or reformer.
 Figure 1: The four roles of social activism
Source: Bill Moyer (1990). Adapted from URL: https://commonslibrary.org/the-four-roles-of-social-activism/

Maintain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a CSO or movement is as crucial as keeping the core principles. Being in the social movement does not mean that one must always rebel. Equally, effective advocacy and lobbying do not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lean over to take a partisan line or to be co-opted. Regardless of how desperate or hopeless the situation seems, the social movement should take no shortcut but have its foundation built from the ground up.
I believe a vibrant and health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should reflect the ‘People Power’ structure: a strong, independent and principled civil society with active citizenry embracing universal values. This should serve the backbone of our democracy. Powerholders, even if derived from electorate democracy, do not own absolute truth and they are not our boss, a reason why civil society does not need to bow to them.

Tuesday, May 05, 2020

AiFM《名師早點》- 有條件行管令

今早在AiFM《名師早點》時段點評上週五首相慕尤丁宣佈的有條件行管令。
以下是原版加長版講詞:
***
名师早点,多知一点,我是志翰,群议社社员及政策研究员。大家好!
今天是5月4号,是有条件行管令的开始,你们早上在做什么呢?
有人五四要运动,今天要出来跑跑步透透气。有人想念最爱的早餐店美食,要堂食用餐。或可能今天你们要上班,现在还在路上?我希望你们的公司已根据卫生部和贸工部的SOP、做好完整的防疫措施准备,才让你们安心上班。
接着要看你身在哪里?一些州属,目前主要是联邦在野党的执政州(槟城、吉打、雪州、森美兰和沙巴)都展延落实有条件行管令,再加上霹靂、馬六甲、彭亨和砂拉越。
上周五首相慕尤丁在劳动节献词里的宣布,我原以为只会有更多的行动松绑和经济小开放而已,怎知原来是大解放!
这么说,行管令结束了吗?还没、还没,只是现在‘变种’了。
前后分别是什么?之前的行管令,政府宣布的是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意思是除了清单里肯定的行业(一般是基本供应和服务),其他的一概不可营业,全部人没事都应该待在家里。
上周五首相宣布的有条件行管令呈现的则是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意思是所有行业可以复工,除了清单里否定的23个经济领域相关活动。那些无法遵循SOP因为该服务难以保持社交距离或需要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或有可能形成大群聚,这些所谓‘高风险’的经济活动还不能办。学校也还不能重开。
虽说这个负面清单里牵涉不少行业,但基本上已允许相当多的经济活动,让原本待在家里的大部分人有理由或有需要出门。 至于这解封的宣布是不是来得太早或太快?政府曾说行管解禁要软着陆,现在到底是硬还是软?
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列明6个条件衡量是否该国已作好准备解除封城令(或限行令)。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持续性研究就针对这6条件监控全球各国的抗疫状况,其中两项他们认为我国仍有不足的地方是:第一、我国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制,每日新增病例平均仍高于50宗。第二、我国没有能力侦查、检测、隔离和治疗每个病例,并追踪每一个接触者。我本身不太认同他们的第二点,以我对卫生部的观察,其实目前我国应有能力做到追踪、隔离和治疗病例,虽然有争议的是我国检测到底充足与否。
针对最新的松绑政策,站在抗疫的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接触,会增加社区传染的风险,特别是正当许多社区传染病例还未接近根除的时候。无可否认,近两周的疫情趋势有比较明显地好转,虽然昨天前天的新增病例又回弹到三位数。但由于社会和经济已差不多被封锁接近两个月,首相慕尤丁也说行管令期间每天要面对接近24亿的经济损失,很多人民没有收入坐吃山空陷困境,所以这已不纯粹是公共卫生的问题。
一般人常误解,行管令的主要目的和作用其实不是为了完全消灭病毒传染,而是“压平曲线”避免医疗资源透支超负荷。这一点政府目前已做到了。可预见的是,这个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国的疫情病例也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转零,大家也不能一直呆坐在家里。所以政府应该按部就班地让国家经济重新运作,来日方长好让各方有资源、士气和更有准备共同打长远抗疫战。
事实上,很多民众批评政府操之过急、不负责任地让国人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当中,或许他们误读了政府强调各行各业要做到SOP要求的每一项防疫措施,方才可开门让人上班,并不是要雇主没做好准备就一定要在今天开业复工。若没必要,员工应该留在家工作,政府没鼓吹全部人非得要回到办公室。所以,照顾员工的健康和顾虑他们的感染风险,雇主也得负上一定的责任。
工作归工作, 要记得,自己不被感染就不会传染别人,希望大家能适应这个‘’新常态‘’,自己的健康自己照顾,要常常注重个人的卫生,包括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在适当时候戴上口罩。抗疫防疫是共同的努力和责任,不只是政府,还包括社区和个人。大家发挥守望相助精神总有一天可战胜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