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15, 2022

禁烟世代,可行吗? (7 Aug) - 你怎麼說 What Say You


簡介/宣傳詞:

尽管卫生部长凯里所提呈的“禁烟世代”2002年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不会在本次的国会表决,不过当局立法管制2007年及之后出生的人民禁烟,却引起各界热议。究竟在维护人民建康的政策上,是否需采取强硬的方式方可奏效?

本周日(7/8),通过新闻频道Saluran Berita RTM 以及《你怎么说》脸书同步直播, 听听 Steve Chew 周本兴 律师及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员 Lim Chee Han 林志翰博士-怎么说。

現場錄影


第一单元

1. 

根據你的觀察、看法,為何衛生部需要立法来管制烟民?

政府、衛生部和公共衛生學者都有共識,目前的煙草管制法律和機制無法有效地控制煙民數量,更不可能達成2025年15%,2040年5%以下的吸煙率人口。需要加強的有三個地方:

第一)管制電子煙。目前沒有法令管制電子煙販賣,特別是給18歲以下的孩童,而且廣告宣傳和包裝等皆沒法律管制。年輕人和孩童通過抽電子煙而尼古丁上癮的人數近年來似乎顯著增加,這是未來煙民人口的絕對憂患。

 

第二)煙草產品販賣執照的註冊登記。要有效執法和監督煙草產品的管制,官方登記和產品銷售記錄很重要。有人說要擔心黑市產品,有了登記系統,至少執照持有業者會有所顧慮,不會販賣同時偷偷售賣黑市產品或賣給不符合資格的人士。黑市產品販賣者要更隱秘和難以讓公眾輕易接觸到。

 

第三)就是萬眾矚目又創新的軟著陸政策:“世代禁煙”Generational End Game (GEG)政策。這是一個必須同時執行的政策,為了有效斷絕煙草公司的未來市場來替代已病逝或戒煙的煙民。這個政策發出了幾個重要訊息即是吸煙真的不ok這個不是足齡就可以接受和允許的行為,政府有責任保護新世代,同時讓現有煙民可以繼續直到他們戒煙,因為他們是煙癮受害者。

 

2.

请问在马来西亚,烟民占总人口数/比例是多少?近年出现上升/下降的趋势?(数目,年龄)全球趋势(数目,年龄)如何?相比之下? 新趋势-电子烟?(数据?趋势?年龄层?)

 

根據2019年全國健康和發病率調查報告,煙民佔總人口的21.3%,或大約5百萬人。比起1986年的調查,吸煙率蠻接近的,21.5%,但煙民人數是大約350萬人。也就是說,過了三十多年後,儘管吸煙率有受控制,但沒能顯著壓下,煙民人數則有增無減。

全球平均吸煙率是有緩慢下降,2020年的數據是22.3%,我國僅稍微低了一點。很多國家依然面對大約20趴的瓶頸,更有一些國家不進反退,要擔心變成一些國家如印尼,目前他們已逐年上升至37%吸煙人口。

電子煙的趨勢更為擔心。2019年數據顯示20-24歲的年輕人最愛電子煙,大約15%已上癮了。19歲或以下都有7.4%。現在或許估計應該有20%這些年輕人抽電子煙。有調查顯示,74%抽電子煙者也抽過香煙,40%是雙煙民。

 

3.

很多烟民会以某某名人都是“烟不离手”,依然活得很长寿,例如邓小平活到了93岁为例子。而反观身边有人不烟不酒爱运动,生活习惯良好,三四十岁却“英年早逝”。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群,你们怎么说服他们?

風險幾率。長期吸煙的煙客有一半會最終死於煙害後遺症,許多科學和臨床數據已清楚顯示吸煙對健康的損害,即使不死也要面對病痛受苦。當然有人可以賭博50:50,可是為心愛的人著想,何必呢?而且在家或辦公室範圍吞吐煙,而可能會殃及其他人吸入二手煙,這也間中損害他人健康。

报道指,烟民不单止感染新冠病毒风险更高,一旦感染新冠病毒,重症率、死亡率也会较高。原因是?数据?防疫影响?

新冠病毒攻擊的是呼吸系統,而煙客的肺部已因吸煙損傷,一旦病毒造成更多破壞直接影響呼吸,該人就有高風險危及性命。


 4.

一个人吸不吸烟,影响的不只是自己和家人而已,还有很多的层面。

经济的角度来看,香烟(及电子烟)产业在我国的经济价值?

相关产业贡献了多少税收?

涉及的领域及人员?

 

二手煙確實影響的不止是自己和家人而已,同事和公眾也會受影響。

若要看經濟角度,那得衡量的不止是收入,還有支出——到底收入進了誰的口袋,支出從哪裡拿出來。

由於我國已幾乎沒種植和生產煙草產品,所有的煙草產品都是進口的。因此煙草公司在本地勞動市場的角色是為了銷售產品。佔市率最大的煙草公司BAT在去年僅僱用389人而已。

根據計算2020年煙草公司總共有42.5億令吉的稅前收入。我國政府對煙草產品的征稅在同一年僅得27.5億令吉,而政府對煙客健康醫療護理就用了62.1億令吉,總得來說,國家經濟肯定虧了。


第二单元

每年,烟草相关产品产业使世界各地800多万人失去生命。专门研究吸烟与健康的行为科学家表示,绝大多数吸烟者都希望戒烟,而且曾经尝试戒烟,但是很难做到,戒烟是一件难事。

根据数据统计,成功戒烟的烟民平均会尝试超过 7次才成功,而且成功率不到10%。也就是说,戒不掉烟太正常了,戒掉了才是稀罕事。烟民都知道吸烟对健康有害,除了烟民自发性地戒烟,政府过去还在禁烟方面做了些什么努力呢?

政府有推廣戒煙計劃mQuit,協助戒煙

 

2.

政府为了阻止民众染上烟瘾,除了目前备受关注的“禁烟世代” 2022年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以外,过往曾经修法比如食肆、公共场所禁烟区,提高香烟售价、强制在香烟盒印制骇人图片…等等。

为何政府不干脆全面禁烟?

 

如果我國煙民人數不是5百萬,只是500人而已,政府或許可以做到直接全面禁煙。但5百萬人每天、甚至每一兩個小時都被煙癮纏繞。全面禁煙的意思就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合法販賣香煙,那麼那些已上癮的煙客就唯有找黑市香煙門路來解煙癮。目前有那麼高的市場需求,肯定民間能找到很多供應來源。因此直接全面禁煙在我國不實際,要怎樣執法面對超過5分之一的吸煙人口呢?

但你說的各種煙草管制方法,不能說都沒有用。我國的吸煙率稍微低於全球平均數,近20年都控制著不讓它失控飆高,這些煙草管制條例和措施都有一些成效控制著局勢。這些政策都跟隨著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香煙控制框架公約FCTC,我國是簽署國之一。

飲食地方和公共場所設禁煙區,是為了限制煙客的二手煙對其他人的傷害;提高香煙征稅可以讓仍未有收入的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不能負擔香煙,所以不要他們輕易開始,不然就要下定決心戒掉香煙;禁止煙草公司打廣告,並強制他們在香煙盒上註明吸煙有損健康的訊息是要時刻警惕煙客,讓那些有在意健康的煙客能下定決心戒煙。

 

4.

除了立法管制商家及烟民以外,政府还有通过什么方式尝试劝阻人民染上烟瘾?(比如,宣导活动 ,醒觉运动,校园推广)成效如何?还有哪方面可以改善提升?

 

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因為尼古丁上癮後,要戒煙真的很難。由於吸煙文化還很普遍,政府要有成效一定要多管齊下,必須採取整個社會(one society approach)的努力才能發揮效果。但我得說,法律會是立論的主要根據和基礎。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人、特別是年輕人和孩童開始接觸煙草和尼古丁產品,然後染上煙癮。如果在法律上不改,傳達的訊息就不同了。假設今天換作是抽鴉片仍是合法的,想象一下,即使在學校老師怎樣教,學生會問,既然說鴉片那麼危險有害,為何政府又不去禁止反而允許販賣、成年人可以使用呢?這不是矛盾嗎?有了這個合法的未來選擇,學童當中就會有人去想抽煙試試看,畢竟法律允許。現在,你看我們還有孩童會想鴉片和毒品嗎?這就是為何反毒在學校教育的宣導工作比較能成功有效,因為政策、法律和教育訊息是一致的。難道我們這一代要為沒有鴉片抽的選擇,所謂被拿走的自由而苦惱和生氣嗎?

當長輩們知道和明白GEG政策供應煙草給新生代是不合法的時候,更多人就更會配合。政府和社會在宣導教育和推動醒覺運動就比較容易。

 

5.

根据2021年的数据,马来西亚已经沦为全球走私香烟最严重的国家,在全球120亿支走私烟当中,有62%来自我国。猖獗的烟酒走私活动,估计已经导致我国每年损失超过50亿令吉税收。

参照海关过往的数据,我国走私香烟猖獗,关于这一点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接下来逐步全面禁烟,是否就会让香烟走私更加猖獗、加剧犯罪活动?

 

有關走私數據部分,特別是說62%全球走私煙來自我國,我質疑這計算。根據煙草公司BAT的計算,全球的走私煙量是4000億隻,不是120億隻。無論如何,我不否認我國的煙草走私猖獗,但我來解釋一下為何這樣。

首先,要明白:有需求才有供應。需求多少主要取決於煙民人數,如果未來的吸煙率是逐漸下降的,如多到了2040年真的我國可以達到吸煙人口少於5%,走私煙能賣多少和賣給誰?如果你不是煙客,也拒絕吸煙,即使走私煙擺在你面前要送給你,你也不會要拿,這就是需求和供應的關係。如果是2007年後世代吸煙足齡後是合法的,你送煙給他們,他們或會考慮嘗試。如果新法律禁止,說不合法,那麼他們要接受也會有多一層的顧慮,你要供應也要知道要負上法律責任。

目前煙民還是可以蠻輕易光明正大購得合法的煙草產品,這個是方便。而有私煙存在的原因是因為有價差,然後有人敢冒險非法買賣和走私進入我國。這也跟海關執法和監控效率,貪污程度有關。當然,這些所謂的走私煙並不是什麼劣質或翻版貨,而是逃稅的原廠產品...為何煙草公司會走漏自己的產品呢?這些都已不是什麼秘密,而是煙草公司的策略,讓比較便宜的走私煙產品可以流入市場讓更多人染上煙癮來繼續支撐市場,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如果GEG政策有效,通過法律促使2007年後世代不抽煙,假設有90%成效,未來國家社會就可以杜絕接近180萬的新煙民,這是很客觀的數字。所以我預計,如果2007年後煙客顯著減少,那麼未來的走私煙市場也會跟著萎縮。

 

第三单元

 

卫生部提出的“禁烟世代”指的是在2007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人士。这群人之所以被称为“禁烟世代”,是因为新法案落实以后,他们将不可以购买、使用、吸食、或拥有任何包括电子烟在内的香烟或烟草产品,否则将会遭到罚款或监禁,包括违法的商家。

 

1.

国内多名律师指出,法案存有缺陷,而且可能违反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个人自由”的权利。德国就是一个例子,请分享。

(德国的例子分享-禁烟违宪;国外例子参考-类似 正面 反面;哪些国家国情相似值得马来西亚效仿?)

 

也有憲法專家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同樣類別的人比如說年齡階層區分成年人或少年孩童,擁有同等的權利,沒有偏差對待。再說,個人自由不應該包括可以侵害自己和他人權利的自由。煙害是有目共睹的,再況且煙癮剝奪了個人自由,那人其實是身不由己,失去了不吸煙的控制,成為尼古丁的奴隸。毒品就是類似的例子。如果當初50年代科學已可證明尼古丁和煙草的禍害,國家早已禁止吸煙了,就如禁止鴉片和毒品一樣。

 

 

2.

虽然卫生部长早在今年1月份就提出了“无烟国”计划,但这次的法案提呈是否依然过于仓促?是否足够全面深入的研究及探讨?(例,一读 二读 延迟三读,2005修改成2007,搜身,等等)

支持政府釋放善意,讓各方可以繼續探討和修改該法案以至一個滿意的方案,換取各方支持和通過這法案。民間的多個民調對GEG政策已有相當高的支持率。

 

3.

“无烟国“太过理想化?可行性,争议点,是否符合国情/时宜?如何看待“控烟减害比无烟国务实”这个说法?

 

要改變現況,就要採取有效的行動和措施。目前的法律不足以有效管控煙草和吸煙活動,特別是電子煙方面。這些弱點必須對症下藥。

要達到無煙國的最大關鍵在於是否全球各國政府能斷絕新煙民加入和繼續支撐這市場。現實是煙草公司的勢力龐大,他們甚至在提呈議案當天能潛入國會遊說立法議員,繼續散播各種言論阻止通過新法令。

要有效控制煙害,就得朝向無煙國目標,既是防止目前有新煙民成為替代煙民。同時政府在斷了後患後,能更集中資源協助目前的煙民戒煙脫離煙癮。越少煙民的存在就越少傷害,不然政府也是徒勞每年耗費龐大資源醫治煙草相關病症。而社會的資源,特別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資源,顯著地花費在煙草產品也是減少花費和投資在其他正面的地方比如健康和教育,這對社會來說也是個苦難。

 

4.

除了卫生部长在8月1号提出的4项修改内容,对于这次的法案,你们有什么建议给特委会/政府?

卫生部长表示措施会分阶段软着陆落实,如何做到?

 

與其他的煙草管制的活躍份子一樣,我們主張不在法律上懲罰2007後世代的煙客,而是要給予機會和協助他們戒煙為上策。因此,目前這個法案需要區分2007後世代吸煙者甚至純粹煙草產品擁有者,不要用同樣的執法力度對待他們有如對待非法供應商和商業犯罪集團。對後者絕對要嚴厲執法才可以斷絕或減少走私或黑市產品,對前者一定要克制。因此希望特委會能做好區分和修改後,各方可以滿意然後通過這法案。

軟著陸,是因為我國至少還有兩年準備一切的措施,因為通過了法令還可以制定細節的條例,可能一開始還能提供寬鬆期,以便讓社會各界能適應新政策。


5.

关于2022年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一旦提呈后,会牵涉到的除了2007年以后出生的人士以外、除了烟民以外,还有哪些群体将会受影响(相关利益者)?

外国游客/在地外籍人士?灰色地带?(例,国外全面禁烟 vs 局部禁烟 先例)

 

我覺得政策要貫徹,就不能有雙重標準。外國遊客如果進去新加坡必須遵守本地法律不可以帶入和咬嚼口香糖,2007後世代他們來到也得跟著規矩,顯示護照出生日期。


第四单元

 

马来西亚防止滥用毒品协会表示,香烟及电子烟是吸毒习惯的“开路者”。槟城消费人协会主席则表示,“要求合法买烟,就如要求合法卖海洛因。”

卫生部长凯里说,尽管卫生部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都反对将电子烟纳入新法案中,但他坚持这么做,目的是要加以管制。他指出,邻国新加坡、文莱和泰国都全面禁止电子烟。

 

1.

当局目前无权监管电子烟液体成分,无权要求化验室检查成分,希望通过新法案加以管制、甚至禁止,同步实现“无烟化”。有者认为,香烟、电子烟不应该混为一谈?

卫生部要监管/禁止电子烟的考量和因素?

 

香煙和電子煙應該一起同等受管制,因為他們的共同點是擁有尼古丁成分讓使用者上癮。尼古丁早已被列為毒藥法令下的C級別毒藥成分,因此必須同等受到管制、監督。

簡單來說,煙草公司已懂得轉策略讓年輕一代有更酷的產品讓他們能尼古丁上癮。電子煙加入了各種新元素如水果和食物味道的煙,並通過散播誤導性資訊說電子煙更乾淨和安全,讓更多人誤信而嘗試結果上癮。

 

2.

 早前提出(被人们戏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纽西兰,限定该国2008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禁止购买卷烟。如今我国更为严格,有意把电子烟也并列在禁烟令内。

一些研究认为电子烟的危害比传统卷烟小很多,而且能帮助到烟民戒掉吸危害性比电子烟更为严重的卷烟。你怎么看呢?

 

根據我所知的研究,目前電子煙是否比傳統卷煙的危害低還未有結論和定案,但使用電子煙絕對還是有害。有個電子煙帶來的健康危害是叫作EVALI,就是對肺部損害的相關疾病,嚴重的話需要入住重症加護病房。到底換成電子煙能幫助多少煙民最終成功戒煙,有成效嗎?這是一個大問號,但我們要擔心年輕人因為開始吸電子煙而尼古丁上癮,這個才是關鍵。

 

3.

反对者将法案形容为“倒退”的法案,指法案存在许多漏洞,还有些人把法案比喻为残忍。马来西亚零售与贸易品牌倡议组织调查显示,76%的马来西亚人不同意实行“世代禁烟政策”。监管司法部门的存在立场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们在社会当中的权利。但是毕竟人有千百种,立场也各不相同,一个典型的冲突,就是应不应该禁烟。

烟民的声音及立场?

 

我怎麼看到更多的民調都有超過90%支持‘世代禁煙’政策呢?煙民的支持率也高達90%。目前的煙民權利沒被損害啊。那個組織背景和立場,以及他們如何問問題也很重要。

 

 

4.

无烟国”计划目的在于降低吸烟率,以达成全国烟民低于总人口5%的目标。你们认为距离达成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放在2040年的大約20年光景,如果有GEG政策能更有效斷絕新煙民人口,那麼這個目標是有可能逐步達成的。

 

 

5.

“世代禁烟”新法案提呈以后便导致英美烟草股价狂泻,写下自2020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

一旦真正通过落实,预料会引起多大的波澜?涉及包括了?(税收,经济,商家,领域,等等)

 

確實如果這個世代禁煙法案通過,如果法律有如預期有效,煙草業會在20年後逐步進入夕陽行業。但這個速度是緩慢的,因為目前煙草業依然有大約5百萬煙民市場,這個不會因為有新法案就消失了,他們依然可以坐收這些盈利,小商家等如果去註冊登記依然能繼續販賣煙草產品賺取利潤。現有的煙民也可以繼續抽煙,無損他們的權利。所以,安啦,讓我們專注在2007年後新世代,協助更多煙民戒煙,讓這個軟著陸政策成為20年的工程改變社會。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以前做到禁止鴉片,不要成為東亞病夫;我們在尼古丁煙害時代,只要整個社會拿出決心改善現況,有何不可?


Social mobility needs inclusion, not meritocracy, to succeed


Many people regard meritocracy as the fairest, most reasonable, or simply the best way to settle for the distribution outcome of various social resources, such as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s,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employment, career advancement or promotion, public work contract bids etc.

This belief is largely entrenched in a society that see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The meritocracy narrative may motivate those who possess the ability to compete, but perhaps have failed to inspire many among the bottom households feeling left behind.

Yet, the meritocracy advocates take no notice that discontentment is brewing. There is no surprise about such resentment and backlashes fel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until people willingly vote for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like Donald Trump, who is ironically seen as anti-elite.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setting criteria for admission of students or hiring employees.

Successful candidates should possess some “merits” by meeting certain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institutions.

However,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that only the best candidates are picked on the basis of best scoring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Why it is not socially acceptable for distributing scarce public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strict demand of meritocracy?

According to a 2017 study, two-thirds of the students at Harvard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came from the top 5% income households.

In fact,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and coming from the top 1% income families actually outnumbered those from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f you believ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good universities can lift one family out of poverty and climb up the social ladder, you should not just look at particular cases.

You should ask how many of those in reality could actually make it.

Perhaps you should realise, opportunities, enabl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you possess are not equal.

Hence the starting line for the so-called competition could be already a gulf apart for some people.

Just by genetic lottery, we are born into royalty, a wealthy business family, a fishing village on the east coast Sabah or urban poor in a PPR flat in Kuala Lumpur.

It is already quite apparent who has the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to ensure meritocracy will work for them.

I do not belittle efforts, hard work and talent coming from those in the elite or some middle-class families trying to make it to the top universities or land themselves with best professional 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but these factors alone cannot explain fully why they are where they are.

Not many would be happy to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some degree of luck due to factors that they have inherited and cannot control, yet they could have hubris thinking that they deserve it on their own merit because they are just better than others.

The counterintuitive of the meritocracy narrative is indirectly placing the blame on people who couldn’t make it, either implying that they are not making enough effort or hard work, or simply not good enough to make the cut.

They are responsible or forced to accept such outcomes as a fair result.

Just to compare, Veveonah Mosibin from Pitas, Sabah, who had to climb a tree for internet access or those sitting comfortably in Subang Jaya homes using broadband wireless connection: who has the edge for bes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 latter might even have resources for private tuition and be able to dedicate a fair amount of time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Those in the poor family do not have such luxury. Instead, the student might need to spend time helping out the family for additional income, live in a cramped house where distractions are difficult to avoid, fall sick due to poor living conditions, or even face a broken home with abusive family members.

With social problems plaguing them, how could we expect these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to compete fairly with those from the elite families? 

I often find myself lucky to be born into a well-to-do family that could support my further studies abroad in a top university in the UK.

It is not that my academic results were top-notch compared to my peers, but the ability to pay for the exorbitant tuition fee and living cost in the UK, has separated me from the rest.

Due to the brand name of this top university, I have received an advantage once again when applying for a job. The social advantages I enjoy are compounding.

I take humility to accept that I am privileged to inherit a certain fortune. Hence, I am determined to contribute more back to the society to support the least-advantageous and less privileged families.

Public polic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desirable social outcomes for social mobility. Social inclusion and equality are important elements for solidarity in the society.

This does not mean to lower the standard for competency, but open up some other opportunities to consider factors other than meritocracy. 


113th article for Agora@TMI column, published on The Malaysian Insight, 15 Aug 2022 

Sunday, July 31, 2022

AiFM 《名師早點》- 6月其中一天 - 糖頂價調整?

 名師早點,多知一點。大家好,我是志翰,群議社政策研究員。今天要和大家談,調高糖的頂價這事宜。


首先,要知道糖是我國的管制品,在1961年供應控制法令下設有頂價。目前的批發和零售的白糖頂價分別是每公斤2令吉69仙和2令吉85仙。糖的批發價從2011年至今實際上僅微漲了每公斤1仙而已。自從2013年,政府也不再津貼糖價,但在2019年7月開始執行和征收含糖飲料稅每公升40仙。


那麼,應該調高糖價嗎?今年適合嗎?這要看你問誰。


若你問全國最大的糖廠MSM大馬控股有限公司,他們早在5月就向政府提出要求調高糖的頂價。該公司總裁就指出成本壓力是主因,這些壓力源自貨運、天然氣能源和貨幣兌換的趨勢。當然,他們是利益相關者,所以他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完全可以明白。


你問檳城消費者協會,他們要政府確保價錢調整幅度合理避免某方出現暴利,提醒政府千萬不可提出糖津貼,但可以考慮提高糖稅,鼓勵人民減少糖分的攝取。經濟學家姚金龙教授則擔憂糖價調高後引發的通貨膨脹效應。畢竟糖是一個基本食材,在飲食方面應用廣泛。根據大馬統計局的5月數據,飲食通膨已是個事實,接近93%的食品起價,比起去年同期平均漲幅達5.2%,是11年來的新高。姚教授也呼籲要擴張糖稅征收層面,除了為了公眾健康著想,還可增加政府稅收。


平民百姓會怎麼看?相信此刻沒有人會想在這個到處出現通澎,各種物價飆漲的時候,還要面對糖價上漲後觸發的新一波飲食價漲潮。糖廠說頂價調整不應造成很大的家庭財務負擔。我認為表面上或許如此,畢竟一般人每一天不可能攝入太多的糖分,而市面上售賣的食品的含糖量也有個限度,即使是比較甜的蛋糕糕餅糖果之類。


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實會變成怎樣...飲食業和製造商都會趁機用這個藉口來調高價錢,即使他們也沒有真正顯著的糖成本壓力。


國內貿消部的價錢管制機制和政府(目前僅有的食用油和麵粉)的食品津貼,是目前這個非常時期相當重要的政府介入市場機制,協助B40低收入家庭度過通澎的經濟負擔和難關。財政部長扎夫魯才在不久前宣佈,若物價維持在今天的水平,預計我國政府將在今年注入510億令吉在各種物價津貼,這是歷史新高數目。


即使政府不再重新津貼糖價,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若依舊允許糖價上漲,肯定會招致民怨,儘管這政策對糖廠製造商是多麼地合理。


因此我個人不讚同目前在這個時間點提出調高糖價是明智的政策,而我讚同有關調整和擴大糖稅的建議,並積極肯定2019年糖稅帶來公共健康的正面效果。糖稅本身短期內有效地把各種包裝飲料的含糖成分降低至免糖稅的水平。這或許才是政府應該要考慮的政策,而不是讓潘朵拉盒子打開,直接讓糖價上漲。後果不堪設想,請政府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