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19年10月05日
记者：萧维旸、蒲洁仪
贫富悬殊是多国难治之痛，大马同样无法幸免，联合国人权专家菲利阿尔斯近期更指，我国人民贫穷率远较官方数字高，引发社会关注。惟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事后发文告反驳，我国贫穷率没那么严重，菲利阿尔斯的说法不可信。
林志翰（左2）认为，政府需检视现有贫穷线，确保贫穷率切实反映民生。左起为丘淑霖、萧维旸、蒲洁仪。（摄影：徐慧美）
记者：萧维旸、蒲洁仪
贫富悬殊是多国难治之痛，大马同样无法幸免，联合国人权专家菲利阿尔斯近期更指，我国人民贫穷率远较官方数字高，引发社会关注。惟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事后发文告反驳，我国贫穷率没那么严重，菲利阿尔斯的说法不可信。
究竟孰是孰非？本期《东方上AIFM》邀来政策分析员林志翰博士谈论我国贫穷线设计标准，及缓解贫富悬殊之对策。
林志翰开宗明义道出，我国政府定义贫穷的标准确实不妥，贫穷线没有与人均收入同步改变。“1977年我国人均收入为每月200令吉，其时贫穷线界定在每人50令吉。逾40年后，人均收入已超过3800令吉，翻了19倍，贫穷线却只停留在245令吉，增幅少于5倍。”
“有研究显示，与人均收入较接近的国家相比，我国贫穷线界定几乎低了3倍。根据国际标准，我国贫穷率理应在15%左右，靠近菲利阿尔斯所说的16%至20%。”
针对阿兹敏阿里日前所言，我国全国贫穷线收入（PLI）界定于每月980令吉，高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设定的贫穷线标准，即每天1.25美元（约5令吉），力证我国定义贫穷的标准无何不妥。
对此林志翰认为，阿兹敏的说法有误导民众之嫌，因每日1.25美元只适用于赤贫国家。
“我国是中高收入国，哪能和赤贫国家相比？”
此外他感叹，政府定义贫穷时，没纳入原住民、移工、东马土著等生活状况，他们恰好是最需受关注和研究的族群。“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调查，我国原住民、沙巴土著、砂拉越土著贫穷率分别落在34%、20%及7%。这些数据就远高于官方数据呈现的0.4%贫穷率。”
“贫穷线放错位置，便是官方贫穷数据与社会实况落差巨大的原因。”
他也认为，政府一刀切地将同样贫穷线，系在所有州属和地区，无法真正反映各地民情。“政府得因地制宜地祭出政策或设计贫穷线，不能一刀切，因各地生活成本差异极大。”
“从物价、屋价、交通费等来看，城市生活成本较乡区严峻不少，所以不能用同标准衡量两个世界。”
他也呼吁大家勿仅从“生存”的角度看待贫穷，因贫穷也包括生活状态，不限于生存温饱。“以吃为例，除能否吃饱外，大家还得看一个人或族群是否吃得营养，否则会产生很多针对贫穷的错误观念。”
他补充，从健康、生活尊严、是否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这3大角度出发，才算是全面地衡量贫穷指数，“满足该3项标准者才算是脱离贫穷，若计算标准忽略这一块，不能反映社会现实。”
对症下药提升穷人福利
首相敦马哈迪今年5月保证，国家经济政策会紧扣“共享繁荣”原则，缩小贫富差距。惟政策分析员林志翰认为，若不对症下药地提升穷人福利，所有政策终将社会导向“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窘境。
林志翰感叹，政府宣扬共享繁荣理念时，侧重于创造财富，如迈向数字经济、栽培高科技人才等，甚少谈论如何公平、不分你我地分配财富。“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有机制地分配财富才符合共享繁荣精神，若政府或富人赚来的利润没有妥善分配，无法消除贫穷。”
资源错置是主要问题。林志翰分析，政府如今把多数资源投入城市地区如吉隆坡及雪兰莪，忽略乡区发展，拉长两者差距。
“乡区居民碍于无发展机会，纷纷到城市谋生，久后造成城市人口膨胀臃肿，而乡区依旧贫困荒芜，这对城乡两地而言都是恶性循环。”
另外他也点出，碍于我国公交系统不够完善，人民被迫买车，加重生活成本。“若公交发展得好，B40群体便不用买车或常填油，自然省下不少生活开销。”
“政府应善用人民缴纳的税，提升公交、教育、医疗等服务，而非在错置资源后，反倒推卸责任，怪罪人民懒惰。”
他续说，若人民生活条件没进步，生活成本依旧高企，根本无法提升消费能力，连带损及整体经济环境。“政府一味呼吁穷人创业，但在消费人口萎缩下，更多创业也只会酿僧多粥少问题。”
他也提醒政府，勿走回国阵时期推出的新经济政策老路，毕竟我国是多元种族社会，一切从需求出发是最佳政策思维。“虽然有土著穷人，但贫穷不分肤色，政府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需跳脱种族框架。”
医疗私营化造成医生出走
医疗服务是人民健康之本，但碍于私营化，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每况愈下，没能力缴付昂贵医药费的病患成最大受害者。
政策分析员林志翰认为，政府以提高市场竞争，连带降低私人医院费用为由鼓吹医疗私营化，属拔苗助长之举。
拥感染生物学博士学位，长年关注公共卫生课题的他说，私营化只会造成公共卫生领域的专科医生出走，前往盈利挂帅且薪资更高的私人医院。
“而贫困的病患既无法在公立医院得到优质医疗服务，且无法负担私人医院高昂医药费，两头不到岸。”
他表示，一般规模的私人医院需要约50名专科医生，若政府鼓励开设更多私人医院，将加剧公立医院专才被挖角现象。
“公立医院专科医生本就极有限，很多县级或半城乡医院都没有专科医生，各州人民若得重病，被迫到数量稀少的州级公立医院求医。居住大州属的穷人哪有这么多时间成本？”
此外他认为，政府拨款不足亦是公共卫生服务素质低落的导火线。“希盟竞选时曾说，将提高对卫生部拨款额，至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如今只有约莫2.2%。”
开讲嘉宾：政策分析员林志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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