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家正走出冠病瘟疫和经济危机双重打击的世纪之痛，年中的那个最黑暗时期很多人的性命和生计都受到严重考验和威胁，所以大家对来年2022的期待将会是相对乐观和正面的。
2022年财政预算案出炉前，人民都有相当大的期待政府会诚恳和努力地投入资金在人民的福利，同时重建被疫情摧残的社会和经济。一般民众会在乎政府是否还关心他们、体恤他们在非常时刻的煎熬和牺牲。尤其是来自B40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很多人可能还在挣扎著，需要援助和社会关怀协助度过难关。
全球瘟疫正受控制，特别是在大部分高收入国：他们的人口大部分已接种了完整疫苗，经济已几乎完全开放。因此，全球经济也预料明年会随著好转和成长，更多行业也将开放，如旅游业，全球对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上升。
我国政府预测国家经济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将双倍增加至明年的5.5-6.5%。这正是政府能获得更多收入的依据（增加约130亿令吉），因此明年能有更多拨款来执行各种计划：政府个别增加了139亿和136亿令吉提供给行政和发展开销。
至于冠病基金，政府依然会继续拨款，因为疫情还未结束，不过明年的预算拨款则减少了160亿令吉。相信这是因为政府认为疫情进入地方流行病的阶段，医疗系统不再紧张，经济开放后人民有更多生计和收入，对政府开销援助需求自然会降低。其中20亿令吉用来添购8800万剂加强剂疫苗，按照计算这将会绰绰有馀；另外的20亿用来添购抗病医药、个人防护装备等用品，预算方面应该也还好。
惟政府不该太仓促在抗病医药还未经过临床试验结果证实有效之下就大量预订，同时要做成本效益计算。
爱炫国际潮流辞藻
在预算案的致辞里，财长东姑扎夫鲁似乎致力要给民众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政府是具有社会包容性，所以提及了几乎每个社会层面群体，包括地域和人口群体以及经济领域。他也爱炫国际潮流辞藻如工业改革4.0、净零碳排放 （carbon neutral）、绿色预算、5G通讯和其他；在财务政策方面，他屡屡强调提供给B40低收入群体和乡村社区，因为这些人口群体常被忽略。
虽然明年的发展开销显著提高了22%，但今年的财长演讲词里鲜少提及巨型基建计划，除了已曾宣布的泛婆罗大道和中央山脉大道。许多提及的计划都属于维修和提升现有的公共设施，包括社区的设施。在郊外地区和东马增加公共投资实属应该，以缩短城乡差距，同时这些计划或可能带来当地的经济倍增效应。
财长也热衷地提及设立更多的流动单位如银行、诊所和疫苗接种中心，提供方便服务给特定的人口群体。有人带著政党政治有色眼镜，质疑这会否是明年大选的前奏，笔者本身倒认为乡下和原住民社群确实有必要得到更多联邦政府的关注，最好政府能持之以恒。
“大马一家援助金”（BKM）无可否认是个受欢迎的政府援助金计划，似乎已是一个定律，每当换了新的联邦政府和领袖，就要给这个计划重新命名。几乎没人会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政府会抛弃这计划或提供更少的金钱援助。但明年所谓供给受益者的援助金增幅实属不大（肯定没有首相说的“哇”效果）。
事实上，政府为了要扩大受惠群体的人数而把资源分薄了，特别是针对那些真正需要更多金钱援助的家庭。比如说配给受惠名单里的单身群体，他们明年高兴可获得350令吉的零用钱之外，到底这笔款项实质上能达至什么正面的社会影响？
尽管财长宣布说他采用的是针对性援助，但我认为这充其量只是广告词，实际操作依然是民粹，因为我没看到太多根据真正实际需求的针对性资源分配。
总值82亿令吉的资源不是一个小数目，政府不应该浪费这机会好好且有效地利用来为有需要的家庭带来更有意义的金钱援助。但目前受惠的群体估计高达960万人口，绝大部分还是非常开心能看到账目进入他们的银行户口，有钱拿谁不要呢？
另外一个民粹的计划就是政府决定配给全国60万名B40低收入家庭的大专生每人一个平板电脑。我承认确实在此学生群体当中有人真正需要政府的援助，但无差别提供给那些已拥有平板电脑或笔电的学生们又难道不是浪费资源吗？
我欣赏政府有意愿协助失业者重回职场，而推出所谓的Jamin Kerja或“工作保障”计划。政府的奖励津贴，旨在资助工资的20-30%（一般失业者）和30-40%（妇女、残疾人、原住民和前罪犯）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工作保障”。然而，肯定的是这计划会帮助潜在的雇主，特别是那些想要透过这计划来扩大人力资源、节省运营成本的中小企业，激励他们利用这机会来创造更多的职位空缺。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求职候选人不合适，雇主不会为了贪图政府的津贴而雇用任何失业人士。根据财政部报告，在2020年和2021年（首半年）被裁员者当中分别有59%和65%被归类为技术工人。另一个社会保险机构的统计数据则指出，今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士年龄介于25岁至34岁之间，通常这个年龄阶层的国人正处于适婚和建立新家庭的理想岁数。
没解决疫情前问题
有趣的是，在这政府津贴的奖励下会创造出多少和什?类型的职位空缺呢？这些职位和大多数失业青年的匹配程度高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许多人已在谈论疫后的状况，而没有解决疫情前的种种问题。这对公共卫生来说尤其如此。鉴于公共医疗系统面临的严重挑战以及在疫情间暴露出来的弱点。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政府仍然没有把投资公共卫生领域作为优先事项。
卫生部预算的增长率是自2016年以来最小的，只有1.5%或4.68亿令吉的额外增长。卫生部运营预算的增长看起来更像是对薪酬的年度调整，但政府缩减3.38亿令吉的发展开支。令人费解的是政府却在2022年整体预算中增加发展支出。
在抗疫期间，我们看到了公共医疗的能力是如何被透支，许多领域都需要扩展、升级和维护。况且，抗疫期间各公立医院拥挤不堪，导致无法遵守防疫措施保持距离是众所周知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疫情导致的贫困将促使更多人士到公立医院寻求治疗。所以政府怎么可能不增加投资，反而期望行政人员来管理呢？
我也认同 “合约医生罢工”运动的立场，即财政预算案宣布延长合约医生的合约两年，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就算医疗体系下的各部门将会增加5533个职位，从目前等待著的一万名以上合约医生看来，仍是粥少僧多。
不过，政府显然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给公共卫生部门，如：疾病管控、家庭健康发展以及保健教育等等，这方面值得嘉许。我期待政府将信守承诺，在未来几年内显著加强公共卫生。
综上所述，凭著巧妙打造的信息和动听的说辞，2022年财政预算案为各领域和人口群体勾勒出一幅看来美好的景象。碍于篇幅，其中当然有些积极可取的政策是本文未能阐述的，但重点应在于创造确实可永续的社会保护系统，以及著手于各方面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尽管这是第十二大马计划开跑后的首个财政预算案，仍然不足以达到这一大蓝图所设定的那些目标。
刊登于《東方日報》名家版《群議良策》專欄2021年11月3日 （上）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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