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年轻人的无烟世代政策 (原文)

面向年轻人的无烟世代政策

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已获内阁批准，准备在本期国会提呈议案寻求立法通过。这法案最受瞩目的是禁止向2007年以后出生的新世代销售香烟和电子烟产品，让他们成为无烟世代，但允许目前的烟民继续买烟吸烟。顾名思义，这项创新政策名为世代终结者（Generational End Game, GEG），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率先提出这概念。去年12月纽西兰政府主张和落实GEG政策，以期在2025年达到无烟世代。

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将独立于过去在1983食物法令下列明的烟草控制条例，也将涵盖过去没受到管制的电子烟。若成功通过，我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有专案法律立法执行GEG的国家。即将提呈的法案全文至今还未公布，但具体内容和方向早已通过卫生部长凯里在多个场合透露和宣布了。

GEG政策其实无损现有烟民的权益和自由（他们仍可照常抽烟），这是绝大部分公众目前误解GEG政策所在，以为是无差别全面禁烟政策。这个误解可大了，这个政策主要针对未来年轻人不再成为烟民，断了未来新烟民根源，我国才能放眼在2040年达到少过5%烟民人口目标，进一步在未来让国民免于烟瘾烟害，让烟草业在我国逐渐步入夕阳行业。

这是禁烟政策的软着陆政策，一方面承认目前已是烟瘾受害者仍有继续抽烟的权利，因为要已上瘾的他们立刻停止抽烟非常困难，类似的政策在短期内会怂恿黑市香烟。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释放讯息，通过法律和执法避免新一代染上烟瘾，成为烟草公司未来市场供应的长期顾客对象。这些新烟民也被视为替代烟民（replacement smoker）来顶替烟草公司因戒烟或病逝而流失的顾客群。不少研究已发现香烟里含有的尼古丁极度容易上瘾，程度上不亚于可卡因和海洛因。因此一旦染上了烟瘾就身不由己，抽烟或不抽烟的自由选择权被烟瘾剥夺了。而已是烟民的长辈们其实也明白烟瘾的健康祸害。根据两个本地调查报告，89.5%和90.3%烟民也支持这项政策杜绝新一代步向后尘。

为何目前18岁以下禁烟政策或最低吸烟年龄限制，即使有必要，其实也会带来反效果鼓励一些人吸烟？因为这政策释放出好几个讯号：i) 年轻人还不能合法吸烟是因为他们还不足岁，足岁后吸烟是迈向成年人的‘自由’象征。 ii) 过了一定年龄后吸烟合法，况且很多长辈也在吸烟，代表吸烟是非常正常且合理的生活行为选择。 iii) ‘阿当夏娃’苹果诱惑效应 - 足岁后就应该跃跃一试。

GEG禁烟政策面向未来新一代，传达的讯息截然不同：i) 吸烟对健康的祸害是已知的事实，政府采取行动制定政策保护新生代，并获得各界绝大部分支持，ii) 吸烟不ok，连烟民都不希望新生代步他们后尘，iii) 目前仍被允许抽烟的长辈是受害者，他们因为上瘾了，即使要戒烟也需要时间，iv) 这政策也间接鼓励更多目前的烟民下定决心要戒烟，成为年轻一代的好榜样。

纽西兰是推行这政策的先驱，该国卫生部也做过推演分析，若没有GEG政策的协助，全国吸烟率，特别是毛里族的，不可能在2040年前达标降至5%人口以下。我国的抽烟人口亦是如此，十年只见缓慢下降率（仅1.8%），2019年估计仍有21.3%人口抽烟（或488万烟民人口）。但这吸烟率数字仅是1986年的底线21.5% ，换句话说，33年以后我国仅成功抑制烟民人口比率上升但不是烟民总数。尽管数据显示有接近一半的烟民过去一年尝试戒烟，但登记在卫生部的戒烟计划的人数在2018年仅有2万人。即使在专业协助下，真正能成功戒烟的仅有大约4500人或成功率22%，当中不排除这些人有可能在未来还会复发烟瘾。2012年马大研究显示，80%戒烟者在两个月内就复发了。所以，单靠宣导和戒烟计划，在没有GEG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要在2025年达至烟民人口比率15%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根据2021年我国人口统计估算，18岁以下的孩童有大约920万人。倘若以后当中仍有21.3%会吸烟，那么在不久的未来就有大约195万个替代烟民。即使GEG禁烟政策仍不足以阻止目前这些孩童吸烟染瘾，假设只有10%的疏漏，那么未来政府仅需要面对大约20万新烟民，而不是多出10倍的数目。

政府需要先断了或减少未来新烟民的持续来源，才更能专注协助目前的烟民戒烟；面对大幅度缩小的新烟民人口，所谓走私黑市烟草市场就会更小，因为届时需求已显著下降了。要知道，有需求才会有供应。所以，降低吸烟率是关键所在，这突显出GEG政策和其论述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已有不少报告揭露，私烟是烟草公司尝试侵占市场，和怂恿年轻人试烟的策略。试想想，为何那些烟民抽的私烟其实不是冒牌货或仿制品，而是逃税的原厂货？这些烟草公司怎么会‘走漏’自己的商品呢？到底谁能办到，有没有出现贪污和勾结？再说，在还没有GEG政策之前，关税局和执法单位的问题已存在，这方面确实还可再加强，但这不是不落实GEG政策的借口。倘若要确保能完全有效执法才可立法，那么岂不是不用立法了？试问哪项法律能符合那个高标准？

要知道烟草公司的财力雄厚，2020年通过售卖烟草产品就有大约42.5亿令吉的税前入账，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采取笼络策略让其他似是而非的声音出现在媒体或公共论述场合，比如说他们知道拗不过吸烟对健康影响，他们就突出走私活动造成的税收和经济影响、谈执法落实政策的难处、提出电子烟少伤害（或可协助戒烟）、烟民的自由选择权利、不要保姆或大兄长政府等论述。

就拿烟草产品对国家税收和经济的影响。确实，2020年我国政府从烟草产品销售中获得27.5亿令吉的税收，但卫生部统计同年因为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公共医疗费用就达62.1亿令吉。实际上，每年政府的税收远远不足以支付烟民的公共医疗开销，因此更多的人民纳税钱用来贴补吸烟带来的额外成本。医疗费用估计预算到了2030年会飙高至80亿令吉。

除了医疗费，吸烟有其他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因早逝或生病导致的经济生产力影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痛失亲人的心理影响和家庭规划等的社会问题。别忘了二手烟也是一个祸害。31%和27.2%人口声称在家或办公地点受到二手烟影响。此外，50-60%来自少于2000令吉低收入家庭的烟民每天或每两天需要花费购买一包（20支）香烟解决烟瘾，每个月就得多付出250至500令吉的烟草花费，占据家庭收入的相当大比重。与其政府无差别发放援助金，如果这些吸烟钱可以省下来，对该家庭来说相当可观和有帮助。

至于电子烟是否真的带来少伤害，目前科学研究还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电子烟依然对人体有害。电子烟可真能替代香烟或协助戒烟吗？数据显示，74%的电子烟民曾抽香烟，40%是目前的香烟和电子烟双烟民。由此可见，电子烟已是烟草公司开拓新烟民的市场策略，因为有相当多数的电子烟烟民不止没有成功放下吸烟习惯，反而还可能演变成双烟民。电子烟目前是最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是首先让他们对尼古丁上瘾的门槛烟品。同时烟草公司也要他们相信这是‘更安全’的香烟替代品。可见管制电子烟对GEG禁烟政策有着治标和治本的重要性，不能让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述正常化，导致更多年轻人因电子烟而尼古丁上瘾。

因此政府有必要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让人民（特別是年轻人）远离烟草毒害，就如政府控制毒品、确保食品、药品和交通安全，而制定法律限制公害威胁。这些行为不应该被诠释为政府侵害自由，而是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的安全和健康。

当然，政府绝不能只有GEG政策。扩大禁烟区和提高香烟价格是世卫香烟控制框架公约FCTC（我国是签署国）里被鉴定有效和值得鼓励的公共政策。这或多或少帮助更多人戒烟，尤其是提高香烟价格和继续禁止零售散烟政策，让更多低收入家庭烟民被迫下定决心戒烟。

有者提出滑坡论，说管制和禁止了烟草产品，担心下一个会是酒精、赌博或糖分。他们或许不明白理性政策必须基于证据，每个个案有其独特之处和差异：不同的问题，使用方式和程度差别。而这次的法案要管制和未来逐步去除的化学物是尼古丁，任何分量的尼古丁都可让人上瘾。酒精可以同日而语吗？糖分存在于很多食品，也有健康摄取量，能禁止吗？因此各界应该专注于讨论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别让有心人分散注意力。

如今政府要立法制定更完善的烟草和吸烟管控措施多管齐下，避免未来年轻人受到烟瘾祸害，以及抑制烟草公司的销售策略制造新烟民，这才是关心公共利益、理性且负责任政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