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TPP挑战国家主权

 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核准后60天，在11月29日生效。遗憾的是，如此重大的内阁决定，在前任国际贸工部部长阿兹敏的率领下，在国会解散前的6天匆匆通过了核准，完全没让国会有机会检验和讨论，违背了贸工部先前的承诺。

同时，也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新首相仅能在11月24日受到国家元首的确认和任命，就仅剩5天的时间给这个还未委任内阁的新政府阻止这项前内阁核准事宜。结果还是太迟了。

那些在国际贸工部服务，但仅有对直接外资和出口两项标准有狭隘兴趣的官员，声称CPTPP核准“改变了游戏规则”（game-changer），我国打入全球市场不再落人后。实际上，我国与11个CPTPP成员国早已有贸易来往，根据世贸组织的关税率已有相当的优惠。况且只有3个CPTPP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鲁）不曾和马来西亚有贸易协定，仅占我国去年的出口市场的1.76%。

再说，CPTPP不仅是个贸易协定，它对政策的影响深远──协议书里有30章但只有6章与贸易相关。把CPTPP重新命名再包装的手法也具误导性，因为它骨子里还是那个奥巴马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同时也是特朗普带领出走的协定。TPPA里有约1000个条款，只有22个被暂时搁置，还敢自称“全面且进步”了？

CPTPP基本上是个受到全球资本家（或称“外来投资者”）青睐偏爱的一个强大工具。他们可更方便进来和扩展他们的生意网络，以“投资”为名买下企业并加以控制本土市场。他们有的是雄厚的财力、经济规模和科技，要把本地竞争者排挤出去有何难事？

随著2000年初的自由开放政策，属于国人的大马经济蛋糕不断地萎缩，这已是CPTPP还未生效前的严酷现实。大马的企业股份持有权数据显示（见表一），在1970年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外资持有权是63.4%，而非土著拥有34.3%和土著仅有2.4%。当时的政策重点是重组国内经济和纠正偏差。

到了1990年新经济政策的正式尾声，外资持有权已跌剩25.4%，而当时政策对外资拥有权的限制确实惠及不少土著（19.3%）和非土著（46.8%）。然而，自2003年开始，这些限制已松懈。到了2019年，我国境内外资持有权已回弹到45.5%，排挤了国人的股份持有权。土著与非土著持有权分别已降至17.2%和25%，预料这个趋势将持续。

若再加上CPTPP因素恐怕我国会回到1970年代的处境。国内各族习惯指责对方拿走了自己的经济蛋糕，孰不知现实是国人掌控和支配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少。

CPTPP给予了外来投资者更大的保护和权利，譬如说“公平且平等待遇”和“国民待遇”。外来投资者期待成员国的政策与措施都会平等对待他们，甚至可以比本地人更好。他们也假设政府不会改变目前的政策与措施，如此一来他们的预期盈利就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但这样的期待和假设是不真实且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必须要随著新局势发展和需要而不时要改变或调整政策措施。

因此，政策制定空间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在任何时候都能落实和执行符合长期公共利益的政策。这攸关国家主权。当政府要提议一个公共政策，他们不应需要参考CPTPP条款，检查是否有违约或有风险导致投资者诉讼索偿。

CPTPP给予投资者的权利使用ISDS机制（投资者对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绕过我国司法，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上控诉政府侵害他们的权益。倘若政府会惧怕投资者的诉讼行动，那么就已产生了寒蝉效应钳制我国的政策空间。

当支持者说CPTPP已暂时搁置了两项侵权条款（与政府的投资合约，以及政府批准的投资），安抚公众毋需担心，其实他们只道出了一半的事实。其实所有已知的ISDS案件当中，最为普遍的诉讼皆通过类似CPTPP A部分（Section A） 第9.1条例提及的索偿机制。这就占了94%所有已知的投资协定索偿案件，预料CPTPP也会继续这个趋势。

这个A部分肯定没有被暂时搁置。即使没有任何违约CPTPP，若政府的措施导致投资者蒙受盈利损失（包括未来预期盈利），投资者依然可启动ISDS诉讼。

事实上，国际贸工部委任的咨询顾问普华永道在其准备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书（CBA）里就建议政府准备一个财政预算以应付可能的ISDS索偿。这证明了虎视眈眈的外资潜在威胁是真实的，且正发生著。再说，若政府颁布的新冠防疫措施已影响了投资者的盈利，如今有好几家全球律所正提供服务协助投资者挑战政府颁布的政策。

连锁效应与冲击

各级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逃不过CPTPP的影响。政府和官联公司在采购方面，若超出特定报价水平，就必须要开放给外资投标参与。受CPTPP影响的官联公司，最多能保留40%采购项目给本地供应商和承包商，过去没这样的限制。这将会让国人争夺剩下来的经济蛋糕。

CBA报告书也指出，核准了CPTPP后，到了2030年我国将预见更高量的进口（增加108亿美元）更甚于出口（增加93亿美元）（见表2）。进口货大量涌现，可能会轻易地取代本地产品，进而导致一些本地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失去竞争力而倒闭，造成失业浪潮。CBA报告书没有研究CPTPP对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连锁效应与冲击。

再来，所有的进口关税将调至零，这意味著联邦政府将失去了显著的收入。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大坏消息，因为他们目前都难以应付逐年增长的政府行政开销。

总而言之，这个新政府必须要有最大的政策制定空间，才能继续推动改革，同时确保人民福利和公共利益不受威胁。因此，我国实在不该承担CPTPP的风险与成本，应该毅然选择退场。

刊登于《東方日報》《群議良策》專欄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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