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在汉诺威第3个星期了，基本上生活也开始可以定下来了。也许以前在英国留学过的经验可以帮助我在这个一开始完全陌生的城市，展开新生活，能适应了。虽说语言环境很大不同，我会尽我的努力好好地融入他们，练好我的德语。我的直属学姐每天尝试对我练习几句德语，基本上我还听得懂（如果他们说慢些，和尽量用较简单的字样）。我同楼的屋友，有一个是越南人，也只会（一点点）德语，我们都沟通得很辛苦，因为我很难听懂他越南音的德语。还有我‘被逼’用德语与我宿舍的主管沟通--这里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通常他们的英语都不行。办理任何官方的事务我都害怕他们不懂英语；我收到任何公函都是德文的。有时都懒得一字一句去读了，大概扫描一下，用我的有限德语去理解内容（最好不要叫我打电话回复他们）。还好我的银行deutsche bank和手机网络公司O2已走向国际了，至少还有专属讲英语的职员来服务我。
说真的，在马来西亚接触到的英文字的机会还比在这里多。很多广告，公函都还是以英语书写的，顾客服务都有设英语专线。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普遍上大马人的英语会话能力凌驾于德国人。我们国人学习英语的时候还比德国人早，他们差不多在初中时才开始学习外语的。为什么我们的英语（尤其是大专生）还会差呢？英语差，还不是全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语言（马来语）完全没有学术上的竞争力？德国，法国，日本甚至中国人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有素质的学术论文，而我们不能呢？我看到我的学哥学姐都用德语来写实验报告，我有点遗憾，因为我不能。不过德国人学术界的英语水平并不比他们的母语逊色，也不是我们很多目前坐在大专院校担任教授和讲师能比得上的。可见他们的双语教育（母语+外语）是成功的，可以双语能力平起平坐。当然，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一般时间的沟通就不会用英语—比如说，午餐时间，他们一大班德国人一起聚集吃午餐，不会因为里面有几个非德国人就换英语…我的学姐说，午餐时间‘要听她的’。
语言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语言的成熟度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思想的进步。惯用的生活语言可以塑造社会文化。我的哥哥常批评挑剔马来语的问题，就在于马来语拥有太多负面论述（negative connotation/statement）,尤其是在俚语（peribahasa）（比如说：setinggi tupai lompat, akhirnya jatuh ke tanah juga）和日常生活的惯用语言（relek, lepak, senang/susah, cukup makan, etc）。我也多次与我哥对此辩论。我认为，这可以是非关语言（因为每个语言一定有负面论述存在于词汇和俚语里），但是主流正面进步的论述必须存在，进而带动和影响社会的价值观，从而改变文化。另一方面，我同意哥哥的看法，在于常把负面（不积极）论述挂在嘴边，甚至已潜移默化成为思想的一部分，一个民族是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空间。太过容易自我满足，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吃免费午餐，抄捷径/找便宜却不肯脚踏实地地耕耘等等思想现象，或许我们在马来西亚都不会陌生。在生意合约上，我在政府部门打过工，不难看到常常上府来找吃的承包商徘徊在权势部门的门口等合约。在大学出路上，我也常听朋友说很多友族同胞在找工方面怠慢不急不慌，因为他们说他们毕业后总可以在政府部门里找到工。在政治上，总是有几方人马，上瘾玩数字游戏，喜欢玩弄手段抓青蛙，却又不积极做好基层组织，好好经营政党和干练党工，铺陈和宣扬政治理念。为何这些政治人物体现出他们短见的一面，而不从长计议放眼春秋大业，脚踏实地做好执政准备？另一方面在马来媒体上，他们却很狂热‘捍卫’马来人的权宜和‘正当’的生活方式，同时发表了很多似是而非，保守，抗拒改变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非友即敌，人种/种族角度来看待问题而模糊了理性价值观认知和万分阻扰理性讨论和辩论？这些都是我的困惑。
我的分析是，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理性是可以扭曲的，因为只有权威的论述可以宣扬，其他非权威的话必须被打压。所以回到语言这一方面，你认为在这种由上而下的制度，学术如何百花齐放？语言要如何进步，如果积极正面，理性的真话或论述终究要被打压？权威要打压其他言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论述缺乏自信。空洞，有时接近非理性，缺乏自信的语言和主流论述，有怎么能带领国家繁荣进步呢？是的，我还是会说，这非关语言，而是人民一定要打破权威的迷失，突破压抑性社会文化和消极错乱的价值观。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