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NTV7華語新聞的採訪！節目昨晚播出了，大家看一看製作人的專業採訪、剪輯和呈現。
為此採訪，我準備了文字檔回答問題，尤其是無法在短促的節目裡播出的內容。這些問題都是4月18日，我與群議社同仁通過講座嘗試回答的問題。場合不同了，新聞要播報，我就盡量精簡作答。且看以下：
1）哪些群体受此次的疫情大战和行管令影响最大？
答：这次受行管令影响最大的是贫困家庭和低收入阶层，尤其是那些自雇或日薪人士，难民或移工。行管令让他们失去了收入，三餐温饱直接成了最现实的生存问题。目前行管令已实施超过一个月，一个月的基本家庭开销要多少钱？到底这些家庭有足够的储蓄能撑过这些日子吗？还有多两个星期还需要挨过啊！2017年就曾有调查得出四分之三的大马人不能立刻拿出一千令吉来应急，如果今天的情况还是一样，在沒有收入的前提之下，到底福利局需要援助多少人才足够？
行管令要求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但低收入家庭、移工们很多时候居住的环境本来就很拥挤，除了受困身心不舒服，其实这也大大地提高了传染疾病的可能性，毕竟要求他们在家里拥有足够的人与人之间社交距离是个奢侈。除此之外，不少非政府组织机构也接获比一般日子更多的家暴投报。
行管令还影响行动不太方便者购得日常必需品，毕竟行动限制更多了。疾病高风险群也受影响，他们需要医疗服务，如果他们失去收入，怎样应付得来可能高昂的医药费？
2） 政府和民间要怎样处理人道社会关怀课题？
答：政府其实有意识到人道危机。这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爆发的灾难，涉及的问题不止是公共卫生，还包括社会经济民生问题。政府祭出行动管制令这个紧急措施，出动国家安全理事会MKN，以及国家灾难管理机构NADMA，首相也已宣布救灾振兴经济配套来安抚人民，涵盖相当广泛。到了社区层次，就是道地的福利局配合草根非政府组织和国州议员合力分发必需品给符合资格和急需援助的人士。也有自愿工作者和福利组织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比如街头厨房Dapur Jalanan免费分发熟食给需要的人包括街友。政府也为这些流浪汉提供场地住宿。
民间方面，出现了Kitajagakita运动，他们一般从社媒号召和协调福利工作，帮助那些向他们发出各种求助讯号的人，包括为医疗前线工作者制造个人防护配备。
3） 从民主人权的角度，行动管制令可被接受吗？
答：首先，人权受法律保障、并透过民主机制来彰显，主要的考量是减少压迫、伤害其他权益的做法。在行管令下，社会上许多原有的秩序已受影响，实际上这些与人权相关，比如工作权、人身安全、自由等。话说如此，行动管制令未必不可行，但政府一定要有迫切需要和正当理由推出这措施，必须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减少社会问题的冲击、争取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与配合。如此一来，面对疫情以及行管令后即将来临的经济萧条，各方已做好准备创造更好的条件去克服问题。
维护人权不止是体制保障的范畴，它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可惜，现在我国社会普遍上存有对移工、难民结构性歧视，让这些目前无法工作没有储蓄的群体直接陷入生活劣势和困境，维持个人与居住环境的卫生也相当困难。近来由于新加坡移工群体出现了大量病毒感染病例，国人感到更恐慌害怕，在人道危机灾难关头加剧了这个歧视，实在不应该。
4）进入行动管制令已经来到第六个星期了， 每日的新确诊病例从100多宗到近几天2位数的数字，从数字上而言，行管令是否有成效？
答：行管令对控制疫情肯定有效。前面三周主要是防范社区传染泛滥、确诊病例指数性上升，类似意大利及多个欧美国家早期疫情恶化的灾难现象。这个并没有发生在我国，我国的单日最高新增病例数目是3月26日的235。今天已接近第六周的尾声，近来每日以双位数病例增长，其实应该在预料之中。但实际上新增病例数目并还没达到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地步让政府解除行管令，政府更担心的是趁开斋节回乡流动的人潮。我个人认为，新增的病例数字必须反映出一个卫生部可防疫掌控的局面，包括能追踪病例、检测、隔离和治疗病患，同时加强边检防疫阻止新病例的引入。这样才能让政府安心解除禁令。
5） 但现在有说法“我国的测试量不够多，加上是针对性的测试”，会否担心"单位数"确诊人数只是表象？
答：首先，自从大城堡大集会群聚的崛起，我们已很久没看到‘单位数’的确诊新增病例。目前我国每日检测的数目大约1万个，每天可鉴定平均4千人的病例诊断结果。如果检测的群体对象是在热点区的高风险群聚或群体（如确诊者的近距离接触者），每日检测4千人后还出现仅仅单位数确诊人数，统计学上应该就相当能确定我国的社区传染的疫情已相对缓和、受控制了。
再加上，卫生部已确定将从韩国引进大量的筛检试剂，估计这将能大大地提高效率、帮助政府监控社区传染的现象。
还有，没有什么检测资源是无限的，即使在韩国这么一个高度被赞扬的抗疫国家，疫情已发展了超过三个月了，目前检测的人数才不过人口的1.1%而已！既然物资和人力资源有限，政府必须要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珍贵的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最有可能的病例所在。在抗疫和防疫的紧张时刻，行动的时间点和速度是阻拦疾病迅速扩散的关键。
6） 疫情冲击的，除了公共医疗，是否有其他社会、经济、人文方面的，政策上有欠缺考量？
答：有人拿国外的例子比较，非议政府在所谓的救灾振兴经济配套‘药剂’不够强、资金注入不充足，难以避免今年国内经济萧条大裁员。这样的批评没错，但政府或许也有自己的财政局限，雇主们和社会各方应有共同的社会责任一起承担负面的社会经济冲击。
政府在灾难风险沟通方面信息和资讯释放不足，这不是一个卫生总监可以一夫当关、扮演和担当的角色，毕竟行管令涉及广泛。政府的先天性沟通和协调不良，导致在地的人道援助配合出现问题，弱势群体发出救助讯号层出不穷，幸好民间发挥#kitajagakita的精神，包括给难民移工的协助。
7） 您认为国盟政府在处理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表现如何？
答：国盟政府的内阁成员并未出面太多，很多脸孔大众还相当陌生。就目前来说，一旦有宣传，很多都是相当负面的，如卫生部长的‘温水论’、‘15州500国’给人笑话；家庭妇女社会发展部的‘小叮当’学猫叫也给人挖苦。相信除了首相慕尤丁累积到更高的民望之外，国盟政府的表现不怎么让人看到。这次的公共卫生防疫抗疫行动，反而可看到卫生局总监诺希山领衔的公务员技术官僚表现亮眼，翻转普遍上公众对公务员的‘无能、欠效率’的刻板印象。
8）政府昨晚宣布将逐步放宽禁令，您认为恰不恰当？
答：根据卫生部的最新定义，4月24日时疫情绿区已有66个县市，不少州属特别是北马州属已有超过一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照理来说政府应该可以按照当地的疫情适当地宽松禁令，但主要的防疫措施必须还健在比如管制跨州人流、避免大集会或人潮拥挤、工作单位要遵循最新的公共卫生指南等。既使是行管令结束后，国人不可能回到过去生活的方式，必需要适应“新常态”。
9） 行管令结束后，疫情会不会 U 转？
答：卫生部的盘算应该是希望行管令期间绝大部分的社区病毒传染已断链了，一旦解除禁令后，他们应该有信心应付国内的残余极少数患者，更要担心的是外来引进的新病例。
根据多篇科研论文的推测，除非疫苗和抗病医药可在短期内研发成功并大量生产面世，不然疫情相当可能会延续至少两年，间中有可能会出现几波的新疫情传染高峰。所以，你问我疫情会不会重现高峰或更高峰时，我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但政府和各方可以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应付这个可能性的到来，并趁带病者还未把病传开前就把病种灭掉，只要不疏忽，这并非不可能。
台湾和韩国便是这些公共卫生防疫策略和执行的佼佼者，其中措施包括：社交距离与公共卫生措施、大量检测、严密边检、积极追踪病例、隔离、医治病患。只要这些措施方面都做好，我国的疫情是可以在没行管令之下也可受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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