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恋》：流亡中的电影与现实

上个月出席了马来西亚社会传播中心（KOMAS）主办的2014年自由电影节，有幸在槟城观赏了新加坡政府禁播的人权纪录片《星国恋》。有幸，是因为此片差点因内政部的“关注”而腰斩，令我以为它除了危害新加坡的国家安全，也波及我国这个好邻居。去年，政府以影片没获国家电检局批准的理由，当场终止《停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内战人权纪录片的播映。

电检局禁止影片的理由可以是宗教（如好莱坞巨片《诺亚》）或道德（如《华尔街之狼》）。别以为只有外国影片被禁，早前由本土独立电影导演阿米尔莫哈末的两部马共纪录片《最后的共产党人》（The Last Communist）和《村民，你好吗？》（Apa Khabar Orang Kampung）都被禁映。

原定去年八月上映的《新村》也因题材牵涉马共，迄今仍未能公映，但赞颂首相纳吉先父拉萨的《王者回归》（Tanda Putera）虽惹争议却可公映。这说明要播放政治题材的电影不是不行，先决条件是要政治正确。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历史的恐惧是真实的，以致马共总书记陈平过世了，骨灰还继续流亡。诚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也只限于官方历史记载。人民有权得知历史全貌，民主成熟的国家社会应开放胸怀，让民间自由地通过各种管道获取政治倾向各异的资讯。近年来《林肯》、《撤切尔夫人》、《辩护人》等政治历史人物传记电影分别在美英韩国上映，不需顾及某方的神经敏感度而令大家都没戏看。

《星岛恋》讲述流亡世界各角落而返国无门的新加坡国民的故事。他们思乡，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当初的政治原则和理念，不出卖灵魂。如今新国已是繁华都市，难以想象现在连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入境的自由。

主角们的流亡生涯，无不暴露着当权者无情打压公民的最后权利-- 行动自由。即使有些流亡者在后期被迫换了国籍欲重踏故土，通过正常程序依然不得其门而入。流亡，是他们付出的良心代价。政府对待异议分子，其专横霸道绝非“纯属虚构”的电影情节；逼使国民流亡更非新国之专利。我国政府近期似乎在制造21世纪新一批的政治难民。不久前，社运份子阿里阿都加里尔为躲避政府利用《煽动法令》折磨他，而向瑞典寻求政治庇护。兴权会（Hindraf）前领导人瓦塔慕迪和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也曾为了逃避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而流亡英国。

事实上，我国的政治流亡份子不太多，反而是用“脚”投票的“经济流亡者”更多。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统计，大约有84万马来西亚国民在海外生活，其中31万国民在海外工作。除了事业前景，高达60%受访的“经济流亡者”表示，离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这让我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指导思想和著名题词--“天下为公”。他与同盟会同志在革命成功前都是流亡者，在海外继续为国内公正而抗争，有人出钱有人卖命。

如果政府容纳异议自由，公平对待国民，哪还会有流亡份子？几部独立纪录片、甚至政治卡通都不能容纳的国家，还可能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吗？

本文刊登于《火箭报》2014年12月1日期刊

紅地毯 Red Carpet

友人： 你几时要踏上红地毯哦？ (Friend: When will you step on the red carpet?)

我：你家有紅地毯嗎？我過去踏一踏  (Me: Does your house have a red carpet? I go over to step on it)

替代政策的想象

如果上街随机作民调，问民众是否支持政府提供免费公共交通服务，相信绝大多数均会支持。若再问他们是否支持政府大幅度津贴汽油、免费通行大道、免费泊车政策，肯定也大受欢迎。虽说民选政府需聆听民意，但若政策都被民意挟着走，政府要自问：这样做有没有矛盾？到底政策的方向是要鼓励民众多搭公共交通，或鼓励更多私家车上路？此例说明，有魄力远见的政府应引领民意作正确的判断，勇于突破、改变和进步，而不被民粹政策束缚。

最近，槟州政府决定从明年起禁止街头小贩聘请移工掌厨，并以槟岛与威省市政局所作的民调背书。在槟岛，近九成受访者支持这项措施。政府的出发点和用意固然好，志在保持本地街边美食的原汁原昧，以及确保低下阶层人士可获小贩执照。但民调无法预测此措施可否实现此用意。不少人权份子和社运人士不满，撰文批评这具有歧视意味的政策。此前的批判评论，我不再赘述。这里我提供另一个参考政策，看看他国如何保持各自的特色美食。

法国和意大利是举世闻名的美食国。法国的葡萄酒和芝士乳酪；意大利的切片火腿、面条和咖啡口碑极佳，品味领先全球。德国的香肠和啤酒也是重点保护的名产，其他欧盟国家亦有特色美食。

2012年，欧盟把三项制度方案纳入既有的欧盟规章，即「原产地名称保护」(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 PDO)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 PGI)以及「传统特色保证」(Traditional Speciality Guaranteed - TSG) 制度。PDO和PGI制度是为了保护某地域生产具有特色和品质的食品。这些食品只限在当地生产，加工和制备。分别是PGI的申请要求从宽，不强制所有加工制备过程必需在本地完成。PDO和PGI制度的例子就分别有法国香槟(Champagne)和英国康沃尔馅饼(Cornish Pasty)。TSG则不限定于生产地域，但重点保护传统食品的特色。

所谓的食品特色，在该法令第三章1151/12条款说明，食品的材料，生产加工方式必须是“传统”的。而这“传统”必须已维持了至少30年。食品的生产属性同时也必须与类似食品区分。按照欧盟保护制度，通用名称不可注册，例如切达乳酪(Cheddar Cheese)，但特定产区West Country Farmhouse切达乳酪就行。

槟城美食名称如炒粿条和叻沙已家喻户晓，早已在全国各地通用。若要立法保护，政府就应引用类似PDO或PGI制度，强调槟城美食的独有本地特色，同时也阐述所谓’原汁原味’的客观标准。如此一来，无论是移工，外地人或本地人，只要在食物材料采购和烹饪过程没根据特定标准，就被视为违规，除非他们改用其他食物名称。这不就区别了正宗本地食物和一般马来西亚美食，同时又能保持槟城食物的原味？

政策应直接对应问题的本质。政治人物真的需要花心思研究、思考和讨论替代政策的可能性。若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相信民意仍归属英明的政府。

本文刊登于《火箭报》2014年11月15日期刊

繁體字

有朋友問我，為何那麼喜歡打繁體字。
我回答：因為我要繁殖後代，所以用繁體 xD

健康从预算案开始算起

2015年预算案首相纳吉公布了卫生部的拨款高达233亿令吉，比去年增加了65亿令吉，百分比也提高了1.3%。卫生部拨款数额之高，仅次于教育部和财政部，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但这是否反映出政府更重视公共卫生？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首先，卫生部拨款虽占了预算案的8.5%，但实际上联邦政府花费在公共卫生的数额仍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最低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2013年，我国只达3.9%，纵观当年卫生部拨款占预算案的7.7%。

卫生部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营运成本持续增加：从2012年的150亿增加至现今的216亿令吉，短短四年内增幅达到令人咋舌的44%。除了人口成长，医药和医疗设施费用增加之外，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的人口结构趋向老化导致营运成本上涨。2011年65岁以上的国民占5.1%，预料到了2020年将达6.8%。人口老化固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问题是政府是否有针对性地拨款，以应付年长者的公共医疗需求？

攸关人民医药福利的预算案政策包括：明年起政府提高纳税人的癌症，心脏病，艾滋病，白血病等重症医疗费的税务减免（Tax Relief），从每年五千令吉提高至六千令吉。这些重症的医疗费不小，一年减免六千令吉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况且有大约半数人口的家庭收入少于四千令吉而不需缴税，就直接被排除在受惠群体之外。但是，偏偏这些较贫穷的人民更需要政府的直接资助，难道这还不够讽刺吗？

此外，政府属意建造更多一个马来西亚诊所（1Malaysia Clinics）更甚于医疗设施功能较完善的医疗诊所（Health clinics）。早前一马诊所因没雇用专业医师，只派遣医疗助理人员驻守，结果备受诟病，风评极坏。据《星报》今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大多数设立在城镇地区的一马诊所平均每日到访人次不超过15人。这次政府宣布增建30间一马诊所并承诺派遣专业医师执勤，似乎后知后觉，志在挽救声誉。

政府了解到明年开始征收消费税后，在医疗消费方面会给人民造成一定的冲击，故此豁免大约2900种药品的消费税。问题是，医药费只占整体医疗保健费的一部分而已。其他的医疗服务，例如住院费和医疗用品，人民仍须缴6%消费税。同样的，私立医院也得为众多物品和服务项目付上消费税，直接提高了他们的营运成本。

期望私立诊所和医院完全吸纳额外成本并不实际，预料他们将至少转嫁部份费用给消费者，导致人民的医疗费飙升。吊诡的是，在医药保健旅游的名目下，只要私立医药中心成功招揽超过5%的国外游客，明年就可申请100%的投资赋税减免（Investment Tax Allowance）奖励。政府是否鼓励私人界更着重国外游客更甚于本地人？

政府有雄心试图使我国成为区域和国际的卫生保健中心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以服务人民利益为先，确保我国拥有健全和高效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问题是，现今的拨款是否真的足以改善公共医疗设施？

本文刊登于《火箭报》2014年11月1日期刊

槟城的新文艺恋爱

“一座没有文艺气息的城市，充其量只是一个大型的宿舍。文化与艺术促使市民更珍惜爱护他们的城市。” 博物馆国际理事会代表在今年的《新城市高峰会》上这么表示。

槟城乔治市自从2008年成功入遗后，并不自满于展现其世遗战前建筑物以及维护当地人的生活原貌和文化多元性。为庆祝申遗成功，槟州政府在2010年首办《乔治市艺术节》，除了注资40万令吉，也为这城市注入了新的文艺生命、精神和想象。打响首炮后，州政府将这艺术节提升为年度重点活动，并承诺长期赞助。

今年《乔治市艺术节》（下文简称《乔》）已来到了第五届，整个八月的乔治市各角落闹哄哄，更在国庆日那天达到高潮谢幕。据悉，最后一天的海墘新路和本头公巷计划(V&A Project)下的街头艺术表演节目共吸引了十万人次的汹涌人潮。《乔》俨然成了全球文艺界广受佳评的品牌，得到国际媒体热切关注。《纽约时报》更把《乔》列为重点亚洲艺术盛会。

今年的《乔》规模也今非昔比，演出或展览场次和出席人数大幅度上升。虽然主办单位因开支飙升而不得到处征求额外赞助，槟州政府的拨款也逐年地提高至310万令吉。

《乔》艺术总监祖西迪(Joe Sidek)说，《乔》的成功要素是“创作自由”。在一党独大的国度里，多少政府资助的活动不问‘政治利益回酬’、不插手干预分配本身或朋党的金钱利益，或安插本身在媒体前曝光宣传机会？更何况这是个国际盛会。没错，文艺创作需要自由的土壤才可以在社会扎根发芽茁壮成长，政治和艺术界人物应该有个尊重各自专业的底线。

文艺活动若没有本地人热情参与和鼎力支持，恐怕也沦为从外国移植、孤芳自赏的失败计划。要文艺活动民间化，除了内容要本土化和吸引人，也要让本地人以低廉票价入场观赏。由于《乔》主要是由州政府资助，文艺活动也随着‘民主化’ 回馈给大众。许多高水准节目的票价低廉，甚至免费。

今年更出现了几部叫座叫好的本土方言舞台剧，把民众共济一堂露天看戏的昔日情怀与精神带回资讯爆炸的21世纪，这是非常难得之处。谁说本地文艺节目乏人问津，文艺圈工作者没出息？

梵谷曾说，伟大的事情是由一系列的小事结合而成。文艺领域的发展更需要长远周全的策略统筹，槟州政府可在这方面继续领衔推动。特别是文艺创作人才，需要长期的栽培和给予舞台发挥。《乔》只是一个催化剂，并不是成果。政府砸钱办文化活动不必然把城市变成文化城，就如世华媒体老板每两年办花踪不会就此成为‘文化人’。

要人民身体健康，政府应提供体育休闲空间；要人民有文化素养创意脑袋，政府不是也该提供艺术鉴赏和发挥空间吗？要知道，一座城市的灵魂不是高楼洋房、炫目车子、繁忙车道或林立的购物广场所能体现。

本文刊登于《火箭报》2014年10月15日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