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预算案首相纳吉公布了卫生部的拨款高达233亿令吉，比去年增加了65亿令吉，百分比也提高了1.3%。卫生部拨款数额之高，仅次于教育部和财政部，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但这是否反映出政府更重视公共卫生？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首先，卫生部拨款虽占了预算案的8.5%，但实际上联邦政府花费在公共卫生的数额仍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最低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2013年，我国只达3.9%，纵观当年卫生部拨款占预算案的7.7%。
卫生部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营运成本持续增加：从2012年的150亿增加至现今的216亿令吉，短短四年内增幅达到令人咋舌的44%。除了人口成长，医药和医疗设施费用增加之外，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的人口结构趋向老化导致营运成本上涨。2011年65岁以上的国民占5.1%，预料到了2020年将达6.8%。人口老化固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问题是政府是否有针对性地拨款，以应付年长者的公共医疗需求？
攸关人民医药福利的预算案政策包括：明年起政府提高纳税人的癌症，心脏病，艾滋病，白血病等重症医疗费的税务减免（Tax
Relief），从每年五千令吉提高至六千令吉。这些重症的医疗费不小，一年减免六千令吉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况且有大约半数人口的家庭收入少于四千令吉而不需缴税，就直接被排除在受惠群体之外。但是，偏偏这些较贫穷的人民更需要政府的直接资助，难道这还不够讽刺吗？
此外，政府属意建造更多一个马来西亚诊所（1Malaysia Clinics）更甚于医疗设施功能较完善的医疗诊所（Health
clinics）。早前一马诊所因没雇用专业医师，只派遣医疗助理人员驻守，结果备受诟病，风评极坏。据《星报》今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大多数设立在城镇地区的一马诊所平均每日到访人次不超过15人。这次政府宣布增建30间一马诊所并承诺派遣专业医师执勤，似乎后知后觉，志在挽救声誉。
政府了解到明年开始征收消费税后，在医疗消费方面会给人民造成一定的冲击，故此豁免大约2900种药品的消费税。问题是，医药费只占整体医疗保健费的一部分而已。其他的医疗服务，例如住院费和医疗用品，人民仍须缴6%消费税。同样的，私立医院也得为众多物品和服务项目付上消费税，直接提高了他们的营运成本。
期望私立诊所和医院完全吸纳额外成本并不实际，预料他们将至少转嫁部份费用给消费者，导致人民的医疗费飙升。吊诡的是，在医药保健旅游的名目下，只要私立医药中心成功招揽超过5%的国外游客，明年就可申请100%的投资赋税减免（Investment
Tax Allowance）奖励。政府是否鼓励私人界更着重国外游客更甚于本地人？
政府有雄心试图使我国成为区域和国际的卫生保健中心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以服务人民利益为先，确保我国拥有健全和高效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问题是，现今的拨款是否真的足以改善公共医疗设施？
本文刊登于《火箭报》2014年11月1日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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