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后，公民社会须审思定位

感謝吳湘怡前來採訪和報導，她把我的重要論點都整理得很好。也很感謝詩承代表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邀請我來主講。

這是首次我以公民組織群議社社員的身份主講，說出我對近年來公民社會變遷趨勢的觀察以及人民在一個新的政治格局里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最後我還呼籲大家，若要敦促監督政府落實已承諾的改革，就趁現在。如果等到快要大選的時候，人民的要求屆時可能就變成政治籌碼，頂多放入競選宣言里。公民組織要進取得到訴求的正面結果，也要明白政黨政治的局限和運作邏輯。策略要對，不代表一定要妥協。

當晚我覺得三位主講人唯一比較有交鋒的是地方選舉政策。我很高興書琪和健南都認同和大力推舉，希望政府能聆聽民意下放權力給人民決定地方政策。這肯定有助於催化我國的地方民主。

P/s: 有位前輩說我的演說能力退步了，我虛心接受批評。
我看到台上的兩位政治人物主講人可以幾乎脫稿（或沒稿）地滔滔不絕半個小時，我還不行啊！我沒有類似的‘訓練’和主講經驗（希望以後還會有機會）。
即使以前中學辯論的時候，我能做到也有至少一半是用來‘背稿’的。我目前的‘職業病’是，如果我有幻燈片ppt或許我可以沒稿就演說（這個經驗我倒是有）。

以下是湘怡撰寫的《當今大馬》報導文章：

***

林志翰：大选后，公民社会须审思定位

发表于 2018年9月14日晚上6点59分  |  更新于 2018年9月15日凌晨12点10分

马来西亚在509大选迎来首次政党轮替，群议社社员林志翰提醒，公民社会在这场历史性大选之后，应确立自身的角色和定位，不要把诉求和寄望全部投放在政党身上。

林志翰（见图）昨晚在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办的“509后，朝野下一站在哪？”论坛上主讲。

虽然如此，他表示，乍看这个讲座题目，忽略了公民社会的角色，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表示，身为公民社会一分子，他不想谈朝野政党的政治博弈，而是希望大家关注公民社会政治参与的问题。

“我想，除了要考虑朝野的下一站，到底公民社会或者人民现在在哪辆列车，能不能下站决定自己要去哪裡？”

“……人民除了把诉求和寄望放在政党身上，大选后自己的定位角色是什么？”

他提醒，人民与政党的诉求和期待未必一致，即使是公民社会内部的期望和利益也是多元分歧。

不过，他认为，以公民利益为前提的公民组织，却比政党更有条件坚持初衷和理想，不受到各种商业或政治利益考量所摆荡。

“因此，纵使策略路线可改，但理念原则的斗争比较不需要妥协。”

昨晚论坛的另两名主讲人为行动党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及马青法律局主任吴健南，主持人为邱诗承，共有20余人出席讲座。

若不改变换政府没意义

林志翰强调，体制改革才是公民组织力挺希盟的真正意义，如果新政府不能顺应民意，实践民主自由改革，公民社会也失去了换政府的意义。

“所以，改变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换了政府不能带来改变，那么换不换政府的意义就不大了。”

新政府上台后，尽管设立了耆老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并广纳改革谏言，不过，他批评，政府最后却没有把取自公民社会的意见和报告公开。

他认为，公民社会应该意识到政党政治的局限和逻辑，通常只能反映部分民意，或落实部分建议，而民主自由改革的主力还是要靠公民社会。

而且，他说，公民组织必要时可以配合政府，惟应该坚持独原则和独立运作，并向政府施压，以促成公共利益课题的改变，才能赢得政党和人民的尊重。

他举例，多位社运分子和知识分子如玛丽亚陈、马智礼、旺赛夫等在大选前加入政坛，如今是否还是公民社会的伙伴，则需要仰赖人民的监督。

他坚称，公民组织不应该受到政党或个人的立场所左右，针对课题就事论事，更不要把自我矮化为“支持或反对政府的团体”。

不苟同只问立场作法

林志翰语重心长地说，希盟上台以后，公民组织要继续扮演监督或反对政府的角色，实则是件苦差事，尤其还要忍受“政治狂热分子网民”攻击和谩骂。

他不认同，现今的公共舆论方经常出现只问党派立场，不问黑白是非的做法。

他认为，新马来西亚应该是更具包容，而且公民社会应该学会理性辩论，同时兼容不同立场和意见。

不过，他点出，公民组织也应该加强说服力，展开多方位的策略斗争。

“我也常提醒自己，网上的世界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点子和诉求到底得不得到支持还要看接不接地。”

摒除民间两大迷思

不过，林志翰认为，令人忧虑的是，民间出现的两大迷思，即前朝留下烂摊子，以及不宜过早评估之说。

他点出，前朝政府确实留下不少烂摊子，但是，许多问题却并非纯粹因为“烂摊子”所造成。

他认为，希盟政府只要展现政治意愿和担当，就能解决一些长久已存的问题，如承认统考、最低薪金的微薄涨幅。

他揶揄，“一些州属的政府的‘前朝’已是10年前的往事了，讲到我都会不好意思。”

此外，他解释，有人认为，新政府才执政百日，需要多给一点时间表现，不宜过早评估。

他坦言，不是所有竞选承诺都能在短期内完成，可是，若已违背改革方向，则须提出反对。

“没错，但是…有些事情如果说已背弃承诺或已往反方向走，那么我们还需要静静到什么时候？”

他胪列，希盟政府已违背承诺的问题，包括（一）委任国库控股新董事、州级官联公司、（二）目前内阁的女性成员不及20%，未达30%、（三）教育部长马智礼坚持受委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的决定、（四）首相马哈迪放话保留《官方机密法令》，真实修订权限扩大至网络；以及（五）重提第三国产车计划，与公共交通发展政策相斥矛盾。

提高公民组织代表性

林志翰指出，政府若要实现民主化，须增加公民组织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其中应该尽速恢复地方选举。

他补充，在未能落实地方选举之前，政府还是可以增加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民组织在地方议会的代表。

“政府也需要开放更多高层次的咨询会议给相关利益的公民组织。政府高官需要不时聆听民间的声音。”

他也说，政府需要更开放，同时推动《资讯自由法》，修改《官方机密法令》、《吹哨者保护法令》等，以确保人民掌握充分和透明的知情权，以监督和评估政府的表现。

“如果资讯不够透明和足够，人民就很难针对性判断评估政府的表现，更无从给更好的建议或批评反对某政策或计划。”

两名主讲人也挺地选

针对地方政府选举，黄书琪及吴健南不约而同表示，支持落实地方政府选举。

吴健南主张，必须在5年内落实地方政府选举，更迅速地迈向成熟的民主政治。这时，在旁的黄书琪拍手赞好。

他说，一旦落实地方政府选举，上千个位子将由人民做主，让地方政府更加透明及能够问责，毕竟地方政府最贴近民生问题。

“很多城市、首府及首都，都是以华裔选民为主，（落实地方选举）我们将能迎来更多不同种族的市长及县市议员。”

观众批华裔议员非重点

惟这番话在提问环节时，遭一名听众反驳，认为吴健南不应该以种族眼光看待地方政府选举议题。

随后吴健南表达歉意，解释因时间太急促，漏了一个重点，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县市长都是公务员委任，几乎90%是单一种族。

黄书琪也说，很遗憾吴健南依然用种族框架谈这课题，她本身并不赞同以人口族群比例分配或委任市长。

“我很欣慰有马青领袖，同意市长直选选举。很可惜当初（大选前）没有一起推，若当时马华有在政府里出一把力，东西会变得不一样。”

她指出，大家会认为城市里华裔居多，但柔佛新山却是大马少数马来族群居多的城市，因此以人口比例看待地方政府选举，将造成很大的误解。

“我不赞同用人口族群比例分配或委任市长，这是换汤不换药的种族固打。”

也应关注性别比例代表

黄书琪说，其实在地方政府选举，不只是族群比例失衡，性别比例也严重失衡（女市长数量），大家应该用更多面向去谈这课题。

“这是给马华公会的子弹。”

林志翰则说，虽然乐见黄书琪支持，但希盟竞选宣言里并没有提到会恢复地方选举，仅强调会加强地方民主，有点笼统。反而是民联曾在竞选宣言里明确提出。

“所以，究竟竞选宣言只是一个准则，或是可以用来评估政府表现，大家可以提出意见。”

公民組織篇的《509後，朝野下一站在哪？》

9月13日我代表Agora Society群議社在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舉辦的《509後，朝野下一站在哪？》講座里，發表的演說講辭：

《509後，朝野下一站在哪？》是今天的主題。

起初我還沒成為主講人之前，我乍看題目，覺得有一點不對勁…我想，除了要考慮朝野的下一站，到底公民社會或者我們人民現在在哪輛列車，能不能下站決定自己要去哪裡？剛才聽了書琪和健南的分享，我還不清楚朝野的下一站到底要去哪裡。

我不在朝也不在野，我第三個主講，不想談政治博弈，而是想要大家把關注點拉回到公民社會的政治參與。

首先，來個簡單現場調查好了。請問在座的各位，有誰參與公民組織？現在仍活躍在公民組織？好，多少人參與政治工作？多少是在大選後才加入的？

多少人對這屆的新政府抱有期望？多少人只是保留和觀望而已？(哦，人數差不多對半，看來政府還需要加倍努力爭取觀望派的支持。)

今天我要講的是，人民除了把訴求和寄望放在政黨身上，大選後自己的定位角色是什麼？

人民想要的是什麼，與政黨要的一致嗎？如果不是，那麼公民社會里那麼多期望和要求，是否也有矛盾互相抵觸相衝的地方？

等下我會分析公民社會組織與政黨的互動與關係，也會探討公民社會在大選後的挑戰以及如何加強參與式民主和代表性，以理性與策略爭取改革。我會以我長期對政治社會發展趨勢，為公民社會把脈。

没错，公民社會不是政黨，代表著多元分裂的社會和各種身份及利益。怎麼說是多元分裂呢？公民組織有些可以從較狹隘的地緣性、單一課題專領域、或語言、族群宗教性別作區別；也有些比較廣泛牽涉到更大的公共利益、跨區域宗教族群語言性別年齡的。為了公共利益，公民社會本應最具理想和衝勁，由下而上以及無商業或政治私利摻雜其中。因此，縱使策略路線可改，但理念原則的鬥爭比較不需要妥協。

大選前，不是很多進步的NGO NGI支持希盟換掉國陣政府的嗎？為了什麼？純粹是為了換政府，還是因為他們想要改變？

所以改變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換了政府不能帶來改變，那麼換不換政府的意義就不大了。

當然國陣被倒檯了後，人民對希盟政府的期許就更大了，確實這是一個新的契機啟動國家制度改革。自從元老理事會和制度改革理事會的設立後，你們當中是不是有人去諫言給改革建議？有沒有？我本身也有如此做哦。問題是，報告有沒有拿出來給公眾看？很多改革點子不是取自于公民社會的嗎？

我認為，要民主自由改革的主力是在公民社會。政黨通常只是反映民意的一部分，或有時根據政治需要而去落實一些。公民組織要明白政黨政治的局限和邏輯。如果公民組織把一籃子的希望和策略都寄託和押在政黨和內部管道而已，那麼可能很快運動就會進入死胡同。我們得從過去國陣執政的時候吸取經驗…過去很多公民組織都在局外經營動員和賦權群眾參與運動形成民意基礎，然後施壓，不是嗎？ 不是說公民組織不要與政府互動和配合，而是要知道什麼時候當政府開始敷衍和不聆聽，自己需要在外搞運動施壓。

要知道，一個公民組織要得到政黨和民眾的尊重，本身有原則和運作獨立很重要。公民組織的訴求要對事不對人（人，包括政黨），不要把自己定位為‘支持’或‘反對’政府的團體。別人要貼標籤可能是為了某些政治目的，或模糊討論焦點。但記得，公民組織的鬥爭目的是為了在某公共利益的課題上取得進展和完成改變，沒有必要把自己捆綁在哪個政治聯盟的麾下。公民組織要做的是就事論事，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某項政策或計劃，都是建立在針對性的課題基礎上。

其實，反對政府的計劃或政策，尤其是當政府還是比較受歡迎的時候，真的是很費心費神費力的，同時還要忍受被政治狂熱分子網民攻擊謾罵各種難聽的名字。

所以，如果興論導向最後是要問到底你是站在哪邊或支持哪個政黨的，這個不是Malaysia Baru。

Malaysia Baru應該是inclusive的，中文是說‘有包容性’，民眾應能認真理性地看待批評和尊重不同意見。

以理性為基礎的社運，能讓公民組織站穩腳步，理直氣壯，據理力爭，不亢不卑。雖然來自不同背景的政黨、組織和民眾不一定會接受你的組織的訴求目標，但是politics is the art of persuasion，要別人認同就要加強本身的論述說服力。公民組織除了要know who 和 know how, 也要先know why…這有助於公民組織多方位策略的鬥爭。不是說上街示威拉拉布條喊喊口號不重要，而是如何更能說服民眾和當權者達到理想的改變結果。

網上社運也在大選前扮演吃重的角色，或許是國陣民意失分最嚴重的地方。我也常提醒自己，網上的世界不等同於現實的世界，點子和訴求到底得不得到支持還要看接不接地。

對於有志之士社運分子陸陸續續加入政黨鬥爭，這已不是新鮮事，自從烈火莫熄時代以來就有。在大選前更有多位社運分子和知識份子包括重量級的瑪利亞陳、馬智禮、旺賽夫等都參選。這些公民社會的人才流失，究竟最後可以成為公民社會的夥伴（也就是說社運和政黨里外應合效應），還是已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和角色，不再代表公民社會的鬥爭？答案當然不是必然的…可是，有多少人還堅持‘勿忘初衷’呢？有的話，很好，要繼續給他們鼓勵和支持….至於那些選擇性遺忘以前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的政客，的確需要人民不時提醒他們。

雖然公民組織不至於在大選後出現‘人才凋零’或‘真空’，但也不是大家應該爭先恐後地進入政府‘做大事’的時候。畢竟公民社會與政黨或政府扮演的角色不一樣。

如果政府要彰顯民主意義，那麼就得增加公民組織的代表性和影響力。政府可以做的有3點：
1）盡快恢復地方選舉。還未完成此要求前，應先增加公民組織在地方議會的代表議席。聽清楚，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民組織而不是代表商業利益的組織或身披黨衣的‘公民組織’人士。
2）開放更多高層次的咨詢會議給相關利益的公民組織。政府高官需要不時聆聽民間的聲音。
3）要更開放和資訊自由的政府。所謂知識就是力量，知情權是民主的重要部分。如果資訊不透明和足夠，人民就很難針對性地判斷評估政府的表現，更無從給更好的建議或批評反對某政策或計劃。無知不是福，要人民做主，不給人民足夠的訊息和知情權，人民怎樣監督政府？希盟競選宣言確實有提到《資訊自由法令》，也有建議修改《官方機密法令》和《吹哨者保護法令》和《證人保護法令》。

說到這裡，我就要點出兩個民間常出現的迷思：

第一：有人說，現在評估各級政府的競選承諾，施政表現和政策方向會不會有點早哦？給多一點時間啦，才過了100多天。

我想，幾乎沒有多少人會說所有的競選承諾都可以在非常短期內完成。我們明白政府也得為不少改革建議作出準備（比如著手進一步研究政策、修改和通過法案）。有時，政府也需要找出優先處理的事項。

沒錯，但是…有些事情如果說已背棄承諾或已往反方向走，那麼我們還需要靜靜到什麼時候？

有哪些事情呢？

第一、希盟宣言里承諾將根據績效和專業，委任官聯公司董事，不再有政治委任。那麼Khazanah國庫控股新的董事部成員委任是怎麼一回事？我還沒說到州級的官聯公司。
第二、確保至少30巴仙的決策者（包括內閣部長）是女性。目前在52位正副部長當中只有10位是女性，不及20巴仙。
第三、教育部長竟然委任自己為大馬國際回教大學的主席。然後有學生和社運人士去抗議，兩位還被逮捕了…最後與學生見面了，部長仍捍衛自己的決定。
第四、政府要修訂《官方機密法令》但首相馬哈迪已放話說了，他不止會保留這個備受詬病的惡法，還會修訂把權限擴大至互聯網。這是對的方向嗎？
第五、政府還要發展第三國產車計劃，這個難道不與重點發展公共交通政策起衝突嗎？而且這個建議還不在希盟競選宣言裡面…

第二個迷思是，前朝政府留下了很多爛攤子…

確實前朝政府有犯錯或做不好的地方，雖然不願承認他們有時也有做得好或對的地方。一些州屬的政府的‘前朝’已是10年前的往事了，講到我都會不好意思。

很多事情也不是因為‘爛攤子’造成的，做了政府就要顯示政治意願和擔當來解決問題。比如說承認統考的急轉彎，不是因為爛攤子。最低薪金的50令吉微薄起薪，也不是前朝政府逼的。

好了，講了這麼多，公民社會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能配合的配合、能敦促的敦促、需要施壓的施壓政府作出改革，尤其是那些已在競選宣言承諾過的事項。現在是最好時間，相信我。再說，執政黨團隊里的也是人，一般人都會有present bias，就是對眼前事務和利益最為關注的時期。恐怕政治人物在越接近大選就會越關注短期的選舉勝利。如果你要等到以後靠近下一屆大選時再要求和施壓，恐怕最後這些建議最多當成是選舉承諾，選後又說宣言只是guideline準則而已，再來就是說要慢慢研究研究再說….

人生哪有那麼多個5年來蹉跎？要改革的，請趁現在趕快吧，謝謝！

A better way to pool risk for the health of B40 households

Being a policy researcher, often I study government's policy (especially public health-related) and try to improve them through policy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 This is one I am currently working on. Together with my colleage Kenneth Cheng, we propose to 'reform' the current Selangor model of Skim Peduli Sihat programme to one which is much beneficial to the B40 families in Malaysia.

Happy Malaysia Day!

Below is the article I wrote on the topic, published in The Malaysia Insight.

***

Original title: A better way to pool risk for the health of B40 households

How affordable is it for a household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under RM3,000 to visit a private clinic? According to the 2015 National Health and Morbidity Survey, B40 household respondents forked out an average of RM41.45 per visit for a minor health problem, amounting to around 1.4% of their monthly income.

A healthcare welfare programme called Skim Peduli Sihat (SPS), introduced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in 2017, caters to B40 households.

This programme currently provides an annual limit of RM500 per household for private clinic visits, with a cap of RM50 per visit. Qualified individuals with incomes amounting to less than RM1,500 would get an annual limit of RM200.

Given its limited jurisdiction over health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having good intentions with regard to looking after residents’ health – especially of those in lower household-income brackets.

However, the issue with the existing SPS model lies in its limited coverage – it does not extend to tertiary care. Expenditure on more severe health issues could easily cripple B40 households.

Furthermore, government health clinics under the Health Ministry are already providing primary care services to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private services.

Among its manifesto promises, Pakatan Harapan pledged to introduce SPS nationally, based on the Selangor model.

This implementation will require a budgetary allocation of no less than RM1 billion. Meanwhile,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about the need and wisdom investing such a large sum in the SPS programme and divert patients towards seeking care at private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stead of investing to develop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public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ere are also doubts as to whether the programme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revival of the abandoned 1Car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lan.

While these are likely valid concerns, I do not intend to dwell on them in this article. My aim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akaful model of a more impactful SPS programme, which, coincidentally, is in line with the present direction of the Health Ministry.

Health Minister Dr Dzulkefly Ahmad replied in Parliament on July 23 that the ministry will adop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e aim is to implement a healthcare schem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Selangor model, focusing more on takaful concepts of health protection, including day care, inpatient care, health screening, preventive care and health promotion.

Deputy Health Minister of Dr Lee Boon Chye said on another occasion that the alternative SPS plan will be announced in Budget 2019 in November.

Furthermore, Dr Lee hinted at a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with a minimum of RM10,000 to RM20,000 per year, provided to B40 households, for medical treatment expenses when admitted to a hospital ward.

I certainly welcome the modifications to the original SPS model – a bill of under RM50 per private clinic visit should already be affordable, even to most B40 households.

Continuing the policy based on the Selangor model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populist measure but one that is unlikely to offer meaningful help to many, especially those who need financial coverage for more serious health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private healthcare, financial obstacles tend to be a major access barrier for a majority of B40 households. In 2015, it was found that B40 individuals were thrice as likely to go for government outpatient facilities, and only 10% were admitted to private hospitals.

Let us imagine a situation where the allocated budget (more than RM1 billion) could be risk-pooled to provide B40 households access to private hospital services as an alternative to government hospitals, can the government feasibly afford such a programme using the estimated budget allocated for the original Selangor model?

Based on the prevalence of inpatient admission, perceived treatment charge and utilisation rate of B40 household residents for major health treatment and major surgery in private healthcare facilities, my colleague Kenneth Cheng Chee Kin and I have calculated that if the maximum claim allowed for inpatient services is RM10,000 per household per annum, and assuming a claim rate of 100%, it will likely only cost the government 56.6% of the maximum SPS budget.

A maximum claim limit of RM20,000 is also feasible, provided that the claim rate is 88% or less. This, however, may not be feasible if the government also includes private outpatient services. Such an arrangement would use 98.7% of the maximum SPS budget in 2020, and likely run into deficit thereafter.

Still, this does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changes in the behaviour of B40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of access to the SPS government subsidy. It is reasonable to predict that this policy will result in more frequent use of private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example, about 40% of T20 individuals chose private hospitals for major surgery in 2015. If the B40 individuals emulate the behaviour pattern of the T20 individuals, the SPS programme would go bust and require a further financial injection of 115.2% of the original budget allocation.

In theory, no one likes to fall sick and “abuse” the healthcare subsidy. However, due to asymmetrical or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the average Malaysian may not mak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decisions when it comes to seeking medical advice and treatment.

For example, a minor medical condition, such as a skin rash, which may not yet require specialist attention, may nevertheless worry the affected individual who ha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such that he or she jumps straight to consulting a dermatologist in a private hospital. Actions of this variety inevitably drive up healthcare costs almost unnecessarily.

To prevent such incidents from happening, doctors in government clinics must act as “gatekeepers” and B40 patients should only use SPS subsidies after referrals are made. Besides, patients should also be paying co-payment equivalent to the rates currently imposed in government hospitals, to preven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patients seeking care either at public or private hospitals.

The edited article titled 'Extending healthcare to B40'' is published here at The Malaysian Insight, Voices, Sept 11, 2018.

更有效的健康关怀计划

我身為政策研究員，不時針對政府政策的不足自動奉上獨立的研究分析和建議（‘獨立’意即，無人吩咐我去做），特別是有關醫療衛生政策的研究。
以下的《檳中對》專欄文章是我目前的研究簡單介紹。我與我的同事至健建議和提出了Skim Peduli Sihat的改良版政策。對我們來說，目前的雪蘭莪州的模式太過民粹而無太大意義。

***

对于一个家庭月入少过3000令吉的病人来说，是否能负担得起私人诊所的费用？根据2015年《全国卫生与病態调查》报告，最底层收入40％（B40）的家庭受访者每次到诊所寻求治疗轻微病痛，仅平均付费41令吉45仙，或相等于3000令吉的家庭月入的1.4%。

雪州政府在2017年推出的「健康关怀计划」（Skim Peduli Sihat）是一个医疗福利项目，专门提供给合乎条件的雪州B40家庭。目前该计划提供给每户500令吉为全年上限、每次问诊50令吉的补足，让B40的人民可到私人诊所治疗。单身但月入少过1500令吉符合条件者，也將享有全年200令吉的医疗补足福利。

资源应用在刀口上

由于州政府对公共卫生医疗领域的权力再加上財务资源有限，因此雪州政府真诚地为了照顾低下收入阶层居民的健康而献出此福利政策，应当被讚赏。

可惜，目前的「健康关怀计划」模式有个问题，那就是它有限的治疗涵盖范围和实际作用。它没提供三级医疗，也就是医院级別的门诊、住院治疗或手术护理。

严重的健康问题需要更庞大的治疗费用，这些可能会击垮B40家庭导致財务危机甚至破產。此外，目前在卫生部底下的政府诊所已提供了相关的初级医疗服务，特別是给那些无法负担私人诊所费用的病人。那么州政府又何必复製而浪费资源呢？

在眾多的竞选宣言承诺当中，希盟政府誓言將会复製和推广雪州模式的「健康关怀计划」至全国。而执行该项计划將需至少10亿令吉的財政预算。另一边厢，有人质疑政府的决定和智慧为何需要投资那么一大笔资金给该计划鼓励更多病人前往私人医疗所，反而不用来投资发展和提升公共医疗设施？也有人怀疑这个计划有跡象欲將早年前已被搁置的「1Care全国医疗保险计划」死灰復燃。

这些忧虑不能说没有根据，我不准备在此文回应解释。我撰写此文是为了建议一个替代但更有实际效用的「健康关怀计划」，恰好与目前卫生部的政策方向一致。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阿末在7月23日的国会问答环节里表示，该部门將採取替代的方式兑现选举承诺。其目標是落实一项与雪州模式有別的医疗计划，更著重于伊斯兰教保险概念（Takaful）的健康护理，包括日间护理、住院治疗、健康检查、预防式保健和健康宣导。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生则在另一场合表示，替代的「健康关怀计划」会在11月的財政预算案里宣佈。同时他也透露政府將推出一个健保计划提供给B40家庭每年至少1万到2万令吉的入院医疗费。

我对此改良版的「健康关怀计划」深表欢迎。我认为，每次50令吉的私人诊所门诊费即使对大部分的B40家庭来说仍可负担。所以，若坚持要继续雪州模式政策，將会被视为「民粹」之举，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並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和实际作用。反观，那些身负重病的低收入者急需特別的財务支援。大部分的B40家庭欲考虑私人医务所寻医，往往面对財务困难而望门兴叹。在2015年，调查发现超过七成半的B40病人选择前往使用政府医院的门诊服务，而只有10%在私人医院住院治疗。

想像一下，如果有超过10亿令吉的財政预算可以集合起来共担风险，为B40家庭提供政府医院以外的替代私人医院服务。若仅能动用原版雪州模式的计划预算，那么政府能否负担得起这个改良版的计划？

就严重疾病与重大手术而言，从B40家庭成员的入院普及率、一般印象中的医疗费和医疗资源使用率来推算，我与我同事郑至健已得出，若每家庭每年可获最高1万令吉的住院治疗费（假设索偿率是100%），政府只需付出原本计划中最高预算的56.6%。只要有信心把索偿率压低于88%，更高的医疗福利顶线2万令吉也可行。

但是，若政府也要同时为B40病人买单私人医院的门诊费，那么在2020年政府的支出预计会达计划中最高预算的98.7%，然后在未来不久將陷入赤字。

政府需把关计划支出

这还尚未顾及和计算因「健康关怀计划」的政府津贴而改变了一些B40成员的个人寻医习惯和选择。这政策预料將促使更多人或更频密地使用私人医疗服务。举例来说，大约四成来自最高收入的20%人口（T20）在2015年选择了私人医院进行重大手术。如果B40成员都向T20人士看齐「学习」，那么「健康关怀计划」將会破產或需要高达115.2%的额外资金注入才足以持平。

理论上，没人喜欢生病而「滥用」医疗津贴。但是，由于大部分的民眾拥有不对等或不足的医疗保健资讯和知识，因此难于协助他们在寻医治疗方面作出最明智的决定。

比方说，一个如皮疹般轻微的病痛其实不需要立刻去见专科医生，但由于受影响的病人缺乏知识，他有可能因太担忧而直接前往私人医院去找最好的皮肤科专科医生。如此一来，他的举动虽然无必要，但却无形中提高了医疗消费。

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政府诊所的医生可扮演「看门人」角色，让B40病人在通过获得转诊（referral）后方才能使用「健康关怀计划」的津贴。此外，病人也应支付至少有如目前在政府医院需缴交的医疗共付额费用，避免让病人不管选择在政府或私人医院治疗都在收费事宜上被一视同仁，无特別优待。

刊登于《東方日報》東方文薈版2018年9月16日

政治雜感回應

在公開的社交媒體場合，我比較愛就事論事，不把對領袖的喜惡當成是一個批評的論點角度。大選前就政黨政治來說，如果硬要是我選國陣或希盟兩者之間而已，當然我的直接判斷是國陣的政治我肯定投不下去。但是，如果要就政策持平而論，不是國陣推行的全部政策和計劃都不好，肯定也不是全部希盟的政策我都讚同（或許在宣言推出時到競選期，很多希盟政治人物也不太清楚宣言的整體政策）。

撇開顯著的貪腐問題，我覺得國陣在納吉的領導下就多方面國家政策方向而言，比起阿都拉時代清晰，也比較能順應當時已漸漸轉變的民意要求，比起以前高高在上高壓的國陣老馬政府，已變得更responsive 和 engaging。其中一個原因是納吉政府施政比較器重professionals和experts的意見尤其在官聯公司（這點連Prof Terence Gomez都會認同），雖然他的內閣因國陣內部人才凋零和政治需要而大部分是廢材庸才（馬華主席就是一位）。還有另外一個改變是國陣政治人物自己也親自上線去社交媒體面向大眾。即使有時是公關，但也印證了他們也嘗試要順應潮流和民意。

作為負責任評論人，我信這個: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所謂的民主和自由空間，一直都是公民社會加上當時在野黨推波助瀾一分一吋地爭取回來。你說的媒體和興論空間自由，其實在2008第12屆大選後就逐漸形成。要知道，到了現在主流媒體都還是親政府的，媚俗奉承的文化尤其是沒有改善。我在GE14前寫過了不少專欄評論文章也有批評過政府，不也沒有被對付（當然如果是信口開河再加上誹謗的話，就另當別論）？我相信并希望以後也不會。所以說，目前和509前的媒體和興論空間，坦白說，我還沒察覺明顯的不同。希望他們會在鉗制媒體的惡法上果斷下手，有做我就到時會贊。

對於LGBT弱勢社群的課題，你說的我沒太大意見。我明白穆斯林和宗教團體對這課題的保守層面，即便是在政治圈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之間也有不少人有同樣的思維。但身為政府若能就應該展現多點高度的包容性，至少應該思考如何在被逼被追問的情況下，不說出歧視性的話。如果醫生治病人都來者不拒不作道德價值判斷（這叫做醫學倫理），我對政治人物有同等的要求和期盼。

我不是說要叫真正追求改革的人士都停在原則層面而不使用正當的策略去爭取，當然要時刻抓緊時機開拓可能。但要妥協到什麼程度，有時也總要有個底線。我覺得難以接受的是，有人需要轉態變成他人的辯護士，扭曲價值是非，難道這樣可以更快達到目的？要適可而止。如果誠信、公正、民主都掛在政黨名字里，至少要live it up the expectation。我長期觀察，我的眼睛是開著的，腦袋還是清醒的。

所以，有人感到非常失望看到前戰友都變成另外個人，我不能怪他們如今變得比較‘酸民’。他們也曾付出過，看到一些事情確實仍在原地踏步（儘管當然其他方面還有契機），難免不忿對一些曾犧牲過的其他人也不值。

是非顛倒價值扭曲對當權者的辯護，是他們不能接受的bullshit。他們批評希盟，只要是有道理有根據，我覺得希盟支持者也應該虛心接受-- 當初在同一陣線批評國陣時，不也要求政府的支持者也要理性看待以事論事嗎？我看問題是出現在這些批評希盟的人士，尤其是目前在華裔圈子里，是少數。政黨政治情緒依然高漲，很多時候就只問到底你支持誰，而不看論點有沒有道理。我認為希盟就如你所說的，會（也可以）更開明接受批評（包括老馬），支持者也應該理性思考和看待批評。不要因為有人批評希盟就急著給人標籤，回應他人的論點吧！這是我的基本期許。以前Zunar畫漫畫諷刺納吉夫婦和政府也很sarcastic不一定要提出什麼解決方案之類的，我們不也ok?我們不應該攻擊所謂的‘酸民’吧，有些有素質的分析問題所在，還是對啟迪民智有用的。什麼是情緒語言，什麼是理性論述，我們在這個民主逐漸成熟的社會要學習分辨。

僅此。

2018年馬來亞獨立日*個人感言

首先，應該沒有人說，只有首相可以給獨立日獻詞吧！

沒錯，馬來亞獨立日、馬來西亞成立、513種族衝突事件和新土著政策開始落實的那些日子，我都還沒出世。我出生以後大半段漫長的人生都活在在馬哈迪為首相的國陣執政日子之下，但我經歷了烈火莫熄、凈選盟運動和烏巴換政府的風雲時代和思潮洗禮（其實最後的那個最缺乏實質改革內容），看社會與政治已不一樣。

有人問我，現在已經是新的馬來西亞了嗎？真的第二次獨立了？

如果要回答，首先就應定義什麼是新的和舊的，怎樣才算是獨立？

很多人在第14屆大選後終於首次替換聯邦政府後，就宣佈新的馬來西亞降臨了，終於獨立于國陣的統治。對我來說，雖然政治上轉變開了一個契機和可能，但是否馬來西亞已實質上民主改革和正義轉型，目前確實言之過早。

反而目前我所看到的趨勢委實不樂觀--裙帶朋黨關係、種族宗教政治思維與動作、一些大選承諾跳票、一些惡法或不被檢討（反而加劇）、馬哈迪計劃（如國產車）重現、馬哈迪逐漸坐大收編各黨（除了公正黨的安華-拉菲茲派系以外）以及公民社會的一些社運領袖。尤其是後者，在所謂的‘務實主義’驅動下（多少也摻雜一些機會主義），一些社運人士投入政黨政治（當然也有些仍保持著理想）、另一些也變得對政府（read:老馬）友好而對老馬的批評力度刪減或乾脆不提（特別是在公共場合）。

這樣也罷了，最感到geli的是有些人甘於新的政治現實成為了老馬擁護者為他辯護。那些政治人物的U轉已逃不了一些網民的記錄（甚至如今已有閃卡合輯）。縱使不是一黨獨大的聯盟政治文化，但仍是類似巫統的土著團結黨（黨魁老馬）揸fit。我還看不出如今我國哪裡有‘’新’的元素，哪裡人民獨立了？

我國邁向民主化與否，不純粹全然看待選舉制度和誰當政府而已。一個活躍獨立成熟的公民社會將會是一個重要指標，然後就是政府的政策能否更包容對待和協助弱勢群體，再來就看人民代議士（尤其是政府）理性地回應和禮待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民（到底誰才是‘老闆’？）。

新政府成立以來，面對了不少有關弱勢群體的議題例如外籍移工、LGBTQ和童婚，無法讓我從政府回應里看到新和舊政府的差別。還有，有人在不避嫌的情況下內舉自己的親信甚至是自己，入駐官聯公司董事；更甚，有生意也不避嫌地益自己兒子的公司（財長還搬出似是而非的說辭）--再再地說明某些舊有的政治文化依舊根深蒂固。另外，政商勾結的現象如果不從根本著手，發展商將主宰政府的某些重要基建規劃發展，犧牲了人文環境同時違反了永續發展的原則。

人民的聲音若不是太弱到被可以被公關忽悠忽略，不然就是民意輕易地被政商擺佈操控，這怎能說人民已獨立自主了呢？人民能知道自己社區要些什麼，懂得管理并決定自己社區國家的未來了嗎？過度依賴代議士的結果是（無論是完全支持或厭惡逃離），無法體現實質人民參與和自決的民主。若有人還要搞權威的崇拜、相信人治的話，民主不止轉型不了，還提供了條件給政治人物變得更傲慢然後就不把人民真正地放在眼裡（逢場作秀的習慣依然會有），背地裡就轉向服務其他的利益。

我堅信，國家的獨立就應該代表人民獨立自主。人民要獨立自主就意味著要能有意義地參與政府決策，能組織起來引領各課題的民意支持進而影響受民意委託的代議士/政府。真正的民主，肯定人民一直是‘老闆’，而不是5年一次。

社會上有些重大事情是不能完全都‘外包’給他人處理（即使那人是代議士），人民要關注、思考并表態要求如何解決問題。那麼，政府如果尊敬老闆就得盡可能施政透明和公開，經得起媒體和公民社會的質問 -- 這才是問責制的民主政府。

烈火莫熄的體制改革尚未成功，新的馬來西亞仍未到，知情清醒的人民仍需努力，別氣餒和放棄希望！希望不只是一個聯盟的名字，而是一個對自己良心負責的宣言和行動責任。繼續為理想和未來奮鬥！

林志翰

2018年8月31日

*這天是官方指定的‘國慶日’，而對於民間的個人（我）來說，馬來西亞日才是國慶日。今天還同時是沙巴和新加坡獨立于英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