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与中国人谈话,尤其是居留在海外的中国朋友。那是因为他们目前身在一个民主自由的西方先进国,正在亲身体验民主和享受自由的好处。比起那些仍困在国内的同胞们,他们是何其的幸运和幸福,因为可以吸收到多方面的讯息,尤其是那些被中共政府封锁‘和谐’掉的国内新闻或者是敏感字眼的搜查。那些以前接触不到的资讯,他们现在可以读到有别于官方的论述,这理应可以帮助他们思辨和认清历史的真相全貌。
有的朋友其实也批评自己国人的态度,认为中国人是因为自私自利,怕惹事生非又怕牺牲,结果始终不肯出来成为支持民主维权派的第二批人促成改变。六四运动当时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峰时期了,但在被武装镇压后就好像大家作鸟兽散,而当时支持此运动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瞬间就噤若寒蝉,支持力量如此地溃败,也是我这些朋友的遗憾。我只想在此提醒他们当初中国国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欲推翻封建制度的清朝时,难道他们没有面对极大的风险,没有同志牺牲吗?民主从来就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可能会从强权手中主动颁送的。集体失声的中国会有民主改革希望吗?如果埃及人可以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被警方暴力打死,大批愤而涌上街头表达对独裁总统穆巴拉克的强烈不满,进而催发了埃及的“阿拉伯之春”,那么我要问的是,何时中国迎接真正的春天到来呢?
所以,当与这些中国朋友谈起民主,人权与政治等概念和课题时,特别能看透他们在这方面对祖国的期许以及他们如何定位本身的角色和能作出的贡献。他们均为六四(事件)后的世代。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般上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热忱的朋友都说他们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有者是愤青,另一些朋友则深感无奈也声称无力改变些什么现实。我遇到的朋友都是以后者的反应居多。至于愤青们都把国内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看在眼里化为愤怒压抑在心里,似乎等待着有天终于有个可引爆它的火花出现。有位朋友就对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仅需要第一批人出头(比方说,民主派的刘晓波),还要有第二批人肯站出来支持第一批人,这才是关键。他又接着说,奈何在资讯封锁的中国,很多人甚至都还不认识谁是刘晓波,也不太清楚真正的民主概念。这让民主运动很难在中国大陆推波助澜。更多时候,民主运动在一萌芽的时候就被镇压根本没机会发展。少数的民主派维权人士即使搞地下活动,也难于逃脱被严密监控(大家还记得谁是陈光诚这位盲人律师吧?)。
对于中国民主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都不认为在中国立刻全面开放民主是可行的。惟他们都承认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与好处。渐进式、按部就班的民主改革模式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至于改革的进展如何,目前也只是到了村级选举而已,甚至还未到县级,更遑论全国选举。选举只是民主的其中一个要素而已,媒体资讯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至今仍匮乏,还在原地踏步,他们不禁要怀疑集体领导层的政治改革意愿(尤其是当喊了好多年体制内自由民主改革的温家宝总理仍交不出成绩之后)。虽然农村直选是标志性的基层民主,不过据了解这依然不是真正由下而上的民主,因为有后台撑腰获上级青睐的候选人总是掌握绝大优势,可以绑桩买票。所以,事实上朋友们都不太看好真正民主的中国会产生。
孫中山,其中一位我最敬佩的 中國歷史人物 |
本文原刊登在《聯合日報》自由言論版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